向日葵(五)
警局那扇沉重的玻璃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外面喧嚣的世界,也仿佛将林建国最后一点残存的力气抽干了。他佝偻着身体,几乎完全倚靠在拐杖和女儿小满的支撑上,才勉强没有瘫倒在地。那包被他一直紧紧攥在手里的向日葵花籽,此刻像一个烫手的烙印,灼烧着他冰冷的手心,也灼烧着他被彻底撕开的灵魂。自首的冲动过后,是排山倒海的恐惧和虚脱。
小满搀扶着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父亲全身都在无法控制地颤抖,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破碎的嘶声。他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光洁的地面,不敢看任何人,仿佛自己是肮脏的、会污染这片空间的秽物。周围投来的目光,无论是好奇、冷漠还是职业性的审视,都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他早已千疮百孔的自尊上。
“坐这边等吧。”一位年轻的民警指了指墙边的塑料椅,语气还算平和。
林建国像受惊的兔子,几乎是拖着那条僵硬的假肢,“挪”到了椅子边缘,只敢坐半个屁股。小满挨着他坐下,沉默地拿出纸巾,递给他擦额头上不断渗出的冷汗。她没有看他,目光落在对面墙上张贴的治安管理条例宣传画上,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警局特有的消毒水味道混合着父亲身上那股长途跋涉的汗味和绝望的气息,充斥着她的鼻腔。
录口供的过程漫长而煎熬。面对民警冷静而细致的询问,林建国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巨大的痛苦和二十多年深埋的恐惧让他逻辑混乱。他反复强调着“我对不起老李”、“我对不起桂兰和小满”、“我该死”,却常常记不清具体的日期、车牌号,甚至同车工友的名字。每一次回忆事故的细节,都像重新撕开一道血淋淋的伤口,他的身体剧烈地痉挛,冷汗浸透了后背的旧夹克。
小满坐在旁边,作为家属和知情者,也被要求做笔录。她机械地复述着父亲告诉她的信息,声音干涩而平静,像在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遥远故事。只有她自己知道,每说出一个字,心口就像被钝刀剜过一遍。母亲沉默坚韧的一生、父亲仓皇逃离背负的罪孽、自己怨恨又怜悯的复杂情感、还有那个因父亲而破碎甚至可能失去顶梁柱的陌生家庭……所有的碎片都在这一刻尖锐地搅动在一起。
当父亲终于哆嗦着手,在厚厚的笔录材料上签下自己歪歪扭扭的名字,并按上鲜红的手印时,他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丝生气,瘫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民警告知,鉴于案情重大且年代久远,需要详细核查,同时联系当年的受害人家属和可能知情人,林建国需要被依法刑事拘留。
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锁上父亲枯瘦的手腕时,那细微却刺耳的声音,像一颗子弹击穿了小满麻木的神经。她猛地闭上了眼睛。父亲没有挣扎,只是身体剧烈地抖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呜咽,像濒死野兽的哀鸣。他最后看了一眼小满,眼神里充满了无尽的愧疚、绝望,还有一丝……奇异的解脱?然后,他低着头,被民警搀扶着,一步一瘸,拖着那条沉重的假肢,蹒跚地走向那条通往铁窗的、幽暗的走廊。那包向日葵花籽,孤零零地掉落在刚才他坐过的椅子旁。
小满僵在原地,直到父亲的背影彻底消失在走廊尽头。她弯腰,捡起那包沾着父亲汗水和泪水、沉甸甸的花籽。金黄的种子在塑料袋里沉默着,它们承载着母亲对阳光的期盼,承载着父亲迟来的忏悔,也承载着她此刻无法言说的沉重与茫然。
走出警局,午后的阳光刺得她眼睛生疼。手机在口袋里疯狂震动,是“记忆港湾”的陈姐打来的,还有几条关于下午公益讲座筹备工作的信息。现实世界并未因她的个人崩塌而停止运转。她深吸一口气,努力将翻涌的情绪压下,接通了电话。
“小满?你那边怎么样?讲座物料都准备好了吗?需要帮忙吗?”陈姐关切的声音传来。
“陈姐…”小满一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带着浓重的鼻音。她清了清嗓子,用力握紧那包花籽,仿佛那是唯一的浮木,“…没事,都准备好了。我…我这边有点事耽搁了,马上过去。”
她没有透露父亲的事。那是一个太过沉重和私密的伤口,暂时无法与任何人分享,即使是“记忆港湾”这个她视为精神家园的地方。
下午的公益讲座主题是“阿尔茨海默病照护中的情绪管理与自我关怀”。小满站在台上,面对着台下几十双或疲惫、或焦虑、或带着求知渴望的眼睛。她努力调动着全部的专业素养和事先准备好的内容,讲解着照护者常见的负面情绪、应对策略、寻求支持的重要性。
然而,当讲到“理解病人的恐惧与退让行为”时,她的大脑不受控制地闪回——闪回母亲藏起的药片,闪回父亲讲述母亲坐在轮椅上呆望向日葵的侧影,闪回警局里父亲戴上冰冷手铐时那绝望而解脱的眼神,闪回那包掉在地上的花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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