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十年,春。
《泰昌新政:安内抚外纲要》的密谕,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在帝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与四方军镇中,激起了层层涟漪。朱常洛的意志,开始从宏观的战略征服,转向精密的内部雕琢与风险防控。然而,任何触及利益与权力格局的变革,都必然伴随着阻力与阵痛。
定北城的修筑在开春后加快了步伐,但气氛却愈发微妙。朝廷派来的格物院工匠与工部官员,带来了更科学的规划和更严格的质量要求,这与之前追求速度、大量使用降兵劳役的粗放模式产生了冲突。督造官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更让北疆文武感受到寒意的是,皇帝在批复朱由检关于吴三桂“发现”煤矿的奏章时,虽予以褒奖,却并未如往常般给予丰厚的物质赏赐或晋升,反而在随后的廷寄中,明确要求“北疆诸军,需轮番至定北城参与筑城、屯垦,体验民生之艰,砥砺心志,勿使骄娇二气滋生”。这道旨意,看似寻常,实则隐含着对吴三桂所部那种纯粹追求军功、杀伐过重风气的敲打。
吴三桂本人接到廷寄时,正在营中擦拭他那柄染血无数的马刀。他脸色阴沉,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身旁的心腹副将愤愤不平:“大帅!朝廷这是何意?我等在前线浴血拼杀,开疆拓土,如今反倒要我们去干民夫的活计?莫非是有人进了谗言?”
吴三桂冷哼一声,将马刀重重归鞘,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只是筑城?”他目光扫过帐外正在操练的、如狼似虎的骑兵,“不过,弟兄们的手是拿刀砍人的,不是拿锄头刨地的。传令下去,按旨意轮换,但……抽调些老弱病残,意思到了就行。精锐,还得留着对付罗刹人和那些不老实的蒙古崽子。”
他将目光投向南方,眼神复杂。皇帝的猜忌或者说制衡,他感受到了。一种不甘与怨怼,如同细微的毒藤,开始在他野心勃勃的心田中悄然滋生。北疆的冰层之下,将星与皇权之间,出现了一道若隐若现的裂痕。
卢象升精心筹备的大明回访波斯使团,在春日里踏上了西行的征程。使团正使由一位熟谙经典、风度翩翩的礼部侍郎担任,但真正的核心,却是几位身着常服、混在随从中的格物院学者与枢密院情报官员。他们的任务,不仅是递交国书、展示国威,更要深入了解波斯乃至更西方的政治、军事、科技与文化。
与此同时,卢象升对西域的治理进入了更深层次。他依据《安内抚外纲要》中“促进融合,渐进改流”的精神,开始推行一项更为大胆的政策:选拔西域当地聪慧少年,不分族裔,进入兰州新设立的“西域官学堂”,与汉家子弟一同学习儒家经典、数学格物乃至大明律法,学成后择优授官,派回本地任职。
这一政策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保守的汉官上书反对,认为“夷狄之辈,不可轻授权柄”;而西域部分传统的伯克、头人则感到恐慌,认为这是大明要彻底剥夺他们世代传承的权力根基。卢象升顶住压力,一方面严厉驳斥保守言论,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教化归心方是长治久安之道;另一方面则对西域上层进行安抚,承诺其现有利益在一定时期内不受影响,并允许其推荐子弟入学。
就在这争议与推行并举的时刻,前往波斯的使团传回了第一份密报。他们已安全穿越中亚,抵达波斯帝国都城伊斯法罕。密报中描述了一座繁华远超想象的城市,波斯宫廷的奢华与礼仪令人惊叹,其军队装备了大量火绳枪和轻型火炮,战斗力不容小觑。更值得注意的是,使团在伊斯法罕遇到了几位自称来自“佛郎机”(葡萄牙)的商人,这些人对大明使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言语间多有试探。卢象升看着密报,手指轻轻敲击桌面,意识到西线的外交棋局,因为第三方势力的隐约现身,变得更加复杂了。
王承恩接到《安内抚外纲要》中关于“加强水师,警惕西洋”的明确指示后,如同拿到了尚方宝剑。他立即以郑和武魂对海洋的天生敏锐和权威,全面推动东海舰队的改革与强化。
位于吕宋群岛(已被明军控制)的“镇海卫”海军基地,成为了这场变革的核心。巨大的干船坞内,工匠们依照格物院最新提供的、部分借鉴了俘获的佛郎机战舰结构特点的图纸,开始建造一种新型战舰。这种战舰依旧保留了宝船高大的船楼和强大的承载能力,但船体线型更为流畅,增设了更多的水密隔舱,尤其是侧舷炮位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并计划换装射速更快、精度更高的改良型舰炮。
同时,王承恩下令扩大水师陆战队的规模,加强登陆作战和热带丛林作战训练。他派出更多的侦察舰只,向西、向南渗透,详细绘制海图,记录风向洋流,寻找适合建立前进基地的岛屿。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海军军备竞赛,在大明东南沿海和南洋悄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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