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四年的初秋,北京城已褪去酷暑,却迎来了一场更为凛冽的政治寒流。孙传庭提出的“昭信股票”一经试点发行,立时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首批由皇商司及几位御用商人认购的股票虽迅速筹集了百万两白银,暂解了边饷的燃眉之急,但其带来的副作用也立刻显现。都察院内,弹劾孙传庭“聚敛苛民”、“与商争利”、“败坏朝廷体统”的奏章堆积如山。一些原本中立甚至略微倾向新政的官员,也对此等近乎“借贷度日”的财政手段感到不安,认为这非明君治国之道,长此以往,朝廷威信何在?
更棘手的是,民间对此反应复杂。部分精明的大商人看到了其中利息的诱惑和与朝廷捆绑的好处,持观望甚至积极态度。但更多的中小商贾和士绅则心存疑虑,担心这是朝廷变相加税的先兆,舆论多有微词。
这一日朝会,争论达到了白热化。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翰林跪伏在地,痛哭流涕:“陛下!祖宗之法,量入为出!岂可效仿那亡宋之弊政,行那借贷苟且之事?此风一开,国将不国啊!孙传庭此议,实乃祸国之论,请陛下明察!”
支持新政的官员则奋力反驳,强调这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且并未增加百姓负担,所筹款项皆用于国计民生要害之处。
端坐龙庭的朱常洛,面色平静地听着双方的激烈交锋,心中却如明镜般透彻。他深知,孙传庭此举触及了两个核心敏感点:一是传统财政观念“量入为出”与灵活金融手段的冲突;二是士大夫阶层对“商”的天然鄙夷与借助商业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政策之争,更是深层次的观念之争。
待双方稍歇,朱常洛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大殿:“诸位爱卿,所虑皆有道理。然,朕问一句:若无此百万两银,宣大、辽东数万将士饥寒交迫,酿成边患,谁可承担?新政半途而废,国库依旧空虚,强敌环伺之下,社稷倾颓之险,谁可承担?”
他目光扫过众人:“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昭信股票,仅为试点,亦有时限,并非永例。其利弊得失,朕与朝廷自会权衡。眼下,边饷之急,民生之困,乃当务之急。此事,朕意已决,毋庸再议。”
他并未完全否定反对者的担忧,但也以不容置疑的态度维护了政策的继续执行。同时,他话锋一转:“然,孙先生所虑亦深远。朝廷用度,终需有长久之计。着户部、兵部,会同孙先生,就厘清军饷虚冒、节俭宫中用度、优化税赋结构等事,详议章程,务求开源节流,稳固国本。”
这一手,既强硬地推进了既定政策,又安抚了部分反对者,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如何“正道”理财上来,展现了高超的政治平衡术。朝堂上的风波暂时被压下,但朱常洛知道,维系这天平需要持续的智慧和力量。
蜀中的秋雨,带着一丝肃杀之气。秦良玉面对甚嚣尘上的流言和边境土司的异动,不再隐忍,决定以雷霆手段,彻底清洗军队内部的蛀虫和不安定因素,同时敲山震虎,震慑外敌。
她首先以“核查军饷、点验兵员”为名,对四川都司下属的几个问题最大的卫所进行了突击巡查。凭借其总兵权威和忠贞营的武力威慑,巡查过程雷厉风行。果然,查出了大量吃空饷、兵甲器械短缺、训练废弛的严重问题。
秦良玉毫不手软,当场将数名涉案的卫所指挥、千户革职拿问,情节严重者直接移送按察司论罪。同时,她借此机会,将一批忠诚可靠、但长期受排挤的中下层军官提拔到关键岗位,并从忠贞营中抽调骨干,充任教官,协助整训。
这番动作,如同一次彻底的外科手术,虽然短期内引起了一些动荡,但迅速涤荡了四川明军积年的暮气,军纪为之一肃。那些暗中串联、阳奉阴违的势力遭到重创,再也无力兴风作浪。
紧接着,针对川西南边境土司的异动,秦良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派其子,年轻的马祥麟,率领两千忠贞营精锐,前往边境巡阅弹压!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任命。马祥麟虽勇武,但毕竟年轻,缺乏独当一面的经验。然而,秦良玉意在借此机会锤炼儿子,更要向所有人展示马家(秦家)后继有人,以及忠贞营不可撼动的地位。
马祥麟深知母亲用意和肩上重担。他并未贸然进兵,而是依照母亲嘱咐,先礼后兵。他持总兵府钧令,大张旗鼓地抵达边境,召集几位有异动迹象的土司前来会盟。
会上,马祥麟不卑不亢,先是宣示朝廷威德,重申对归顺土司的优待政策,然后话锋一转,严词警告任何不安分守己、试图挑衅的行为,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他年轻的面庞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和杀气,身后的白杆兵将士眼神锐利,军容严整,散发出凛然不可犯的气势。
几位心怀鬼胎的土司见明军阵容鼎盛,主将虽然年轻却气度不凡,加之秦良玉在成都的清洗行动消息已经传来,顿时气焰矮了半截,纷纷表态绝无二心,并按要求献上贡品,送出子弟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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