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局办公室的中央空调送出不带一丝人情味的冷风,恒定的嗡鸣声像一首单调的催眠曲。
空气里弥漫着打印机墨粉、廉价速溶咖啡和文件柜里陈年纸张混合的味道,这是属于工作日的,一种标准化的乏味气息。
这股味道钻进我的鼻腔,与记忆里临时安全屋那股铁锈、汗水和能量饮料的酸腐气息猛烈冲撞,激起一阵生理性的恶心。
我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感觉自己像个被错误植入的程序,与周遭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每一个字节都在发出警报。
同事们在键盘上敲击,在电话里交谈,讨论着昨晚的球赛和周末的家庭烧烤计划。
他们的世界正常、有序,像一行行完美运行且毫无冗余的代码。
而我的世界,在几个小时前,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服务器崩溃,核心数据丢失,系统架构损毁。
屏幕右下角,那个属于王皓的灰色仓鼠头像,像一个被强行打上的坏点,永远无法修复,烙在我的视网膜上,灼烧着我的神经。
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显示器上,集中在陆小凡提出的那个疯狂又唯一的计划上——“行为数据考古学”。
他说,别查他们做了什么,那都是伪装。
要查他们……没做什么,查那些在完美日程表中,不应该存在的空白和不符合逻辑的冗余。
我调出了警局高层那份经过筛选的嫌疑人名单,开始逐一排查他们近半年的数据访问记录、加密通讯日志、甚至精确到毫秒的门禁刷卡时间。
这是一项枯燥到极点的工作,像是在一片由0和1构成的无垠沙漠里,寻找一粒本就不存在的名为“异常”的沙子。
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行动部的副主任,一个以严谨刻板着称的老警察。
他的数据轨迹干净得像教科书,每天的活动范围不超过办公室、食堂和靶场,访问的数据库权限清晰,条条都有据可查。
完美,无懈可击。
第二个人,技术科的另一位元老,他的行为模式同样规律得可怕,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连每天喝咖啡的时间误差都不超过五分钟。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屏幕上的数据流瀑布般倾泻而下,我的眼睛干涩酸痛,几乎要流出生理性的泪水。
名单上的人,行为模式都像用最精密的仪器测量过一样精准,完美得令人绝望。
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嘲讽。
就在我快要被这片数据的海洋淹没,即将放弃的时候,一个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让我的指尖在某个名字上停了下来。
张教授。
我的导师。
那个教会我“当所有证据都完美时,证据本身就是谎言”的老人。
指尖划过一长串冰冷的名字,最后悬停在这个熟悉得让我心安的条目上。
或许,我只是想在这片数据的沙漠里,找到一片绿洲来证明我的坚持没有错。
或许……只是想证明,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处地方是值得信任的,是干净的。
我怀着近乎朝圣的心情,调出了他的访问日志。
然而,屏幕上弹出的结果,却像一盆混合着冰渣的冷水,从我的头顶浇到脚底,瞬间冻结了我所有的侥G动和希冀。
没有“空白区域”。
恰恰相反,有一条异常显眼,甚至可以说是突兀的访问记录。
就在昨天凌晨四点十七分,就在我们对“万事通”平台发起总攻,整个网络世界暗流汹涌,无数数据幽灵在底层协议里厮杀的那个精确时间点……
导师的终端,以最高权限访问了两个被高度封存的数据库。
一个是“画廊事件”的全部技术勘验报告,里面包含了对“数据幽灵”最原始、最详尽的现场代码分析。
另一个,是十二年前,那起被定义为普通失踪的“张明案”的所有生物样本流转记录。
我的心脏猛地一沉,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然后狠狠地坠入了冰窟。
导师的研究方向是城市数据建模与公共安全预警系统,他是一个宏观层面的战略家,从不涉足一线刑侦的具体技术细节。
更何况,他对陈年旧案的生物样本,那些冰冷的证据,从来不感兴趣。
这不符合他的行为模式,不符合他过去十年留下的任何一丁点数据痕迹。
这就像一个毕生研究古典音乐的教授,突然在深夜里,疯狂下载重金属摇滚的乐谱。
加密通讯器传来一阵微弱的震动,打断了我的思绪。
是陆小凡发来的消息,只有一个贱兮兮的、叼着玫瑰花的狗头表情包,配着一行字。
“那什么……心怡大侦探,找到那帮老狐狸的尾巴了没?我这边快把他们的祖宗十八代都侧写出来了。”
我的手指悬在键盘上,迟迟没有按下,指尖冰冷得像没有生命的义体。
我该怎么告诉他?
我可能找到了,但那条尾巴,连接着的可能是我最尊敬、最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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