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那台锃光瓦亮、带着两个神秘旋钮和一个蒙着棕色尼龙网罩喇叭的上海牌收音机,正式在何雨柱那间略显凌乱却充满生活气息的屋里落户,这座饱经沧桑、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四合院,就彻底告别了以往那种黏稠而压抑的“宁静”。
那过去的宁静,并非是祥和,而是一种在贫困、算计与谨小慎微共同发酵下的死气沉沉,仿佛暴风雨来临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又像是深潭底部暗流涌动却表面纹丝不动的淤泥。
如今,这潭死水被何雨柱用他那台价值不菲的“宝贝疙瘩”,以一种蛮横无理、持续不断、高亢嘹亮的声浪,毫不留情地彻底搅动、碾碎,乃至重塑了这里的听觉生态。
何雨柱,这位四合院里曾经的“傻柱”,如今的食堂大厨,精明与憨厚诡异并存的壮年汉子,把这台收音机的功效发挥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
它早已超脱了其作为收听新闻、获取资讯、娱乐消遣的普通物件范畴,而是被他擢升为对外宣告自身存在、实施“精神压制”和“噪音统治”的战略性武器。这台小小的木匣子,成了他与整个院子里那些“禽兽”们无声交锋中最响亮、最理直气壮的号角。
清晨——唤醒混沌的“进步”序曲
当天边刚泛起一丝暧昧的、灰白掺杂的鱼肚皮颜色,启明星还恋恋不舍地悬挂在稀疏的树梢头,四合院里大多数人尚且沉浸在黎明前最甜美的睡梦中,连最爱早起觅食的麻雀都还未在屋檐下弄出响动。
就在这时,何雨柱屋里的收音机,便如同一个精准无比的钢铁闹钟,准时发出了它的第一声呐喊。
通常是先是一阵“滋啦”的电流杂音,仿佛在清嗓子,紧接着,雄壮嘹亮、充满革命激情的《东方红》乐曲便喷薄而出,瞬间刺破了院落的静谧。那音量,永远被他固执地拧在最高一档,仿佛不是通过喇叭扩散,而是直接用无形的气浪在捶打着每一扇窗户、每一片屋瓦。
这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制力,似乎不仅要唤醒沉睡的**,更要强行涤荡这院落里所有阴暗的、腌臜的、见不得光的小心思。
前院的阎埠贵,这位小学教员,习惯早起,本是要利用这清净时分,就着昏暗的灯光,拨弄他那把油光锃亮的算盘,精确计算着家里这个月又一笔微不足道的开销,或是琢磨着能从哪个角落里再抠出几分钱来。
此刻,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却被这强行灌入的声浪搅得一团糟。他只得无奈地放下算盘,用那双干瘦的手死死捂住耳朵,花白的眉毛紧紧拧成一个疙瘩,对着中院方向低声骂骂咧咧:“败家子儿!真是败家子儿!这一大清早的,得多费多少电?那电表转得,跟风火轮似的!这何雨柱,有点钱就烧得慌,简直是不知所谓!”
他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何雨柱家那飞速旋转的电表,心尖儿都跟着疼得一颤一颤。
后院的刘海中,官迷心窍的二大爷,平日里最讲究个“进步”姿态。这《东方红》和紧随其后的字正腔圆、充满力量的新闻播报与社论,本应是他梦想中的“进步号角”。
可当这号角不是由他掌控,而是从“傻柱”那个混不吝的屋里发出,还吵得他无法安眠时,味道就全变了。
他在床上烦躁地翻来覆去,厚重的身躯压得旧木床吱呀作响。
那声音非但不能让他感受到革命的激情,反而像一根根细针,扎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憋了一肚子的起床气无处发泄,只能恨恨地捶打一下床板,暗骂:“这小子,绝对是故意的!拿鸡毛当令箭!”
而中院东厢房的贾家,贾张氏那肥胖的身躯早在第一声乐曲响起时就惊得一抖。
她浑浊的眼睛猛地睁开,刻薄的咒骂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混杂着对死去儿子的哀悼和对何雨柱的无尽怨恨:“天杀的傻柱!缺了大德的玩意儿!这是不让人活了啊!吵着我宝贝孙子棒梗睡觉了!他就是见不得我们家好,存心报复我们家东旭啊!挨千刀的……”
那恶毒的诅咒,却被更加高亢的播报声无情地淹没,只能在她自家狭窄的屋里回荡,显得那般无力。秦淮茹则默默地起身,开始准备一家的早饭,眼神里满是疲惫与无奈,这喧嚣的清晨,不过是又一天煎熬的开始。
白天——无孔不入的“精神”洗礼
只要何雨柱在家,无论是他去轧钢厂食堂上班前短暂的间隙,还是中午休息回来,亦或是下午轮休的时候,那台上海牌收音机就仿佛一个不知疲倦的铁皮战士,绝不允许自己有片刻的休息。
革命歌曲激昂的旋律、样板戏高亢的唱腔、相声段子里的哄笑与捧逗、甚至偶尔从某个频道飘出来的、带着乡土气息的民间小调……各种声音轮番上阵,交织成一曲何雨柱专属的、针对全院落的“背景音乐”。
他系着围裙,在公用自来水龙头下哗啦啦地洗菜时,收音机就放在窗台上,声音开得震天响;他坐在屋里那张八仙桌旁,呼噜呼噜吃着从食堂带回来的剩菜,就着二合面馒头时,收音机在一旁替他“佐餐”;他翘着二郎腿,用那个搪瓷缸子泡上廉价的茉莉花高末,眯着眼享受片刻清闲时,收音机更是他必不可少的“茶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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