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裹着雪粒子,砸在老旧居民楼的玻璃窗上,发出细碎的呜咽。李桂英把最后一碗热汤面端上桌时,指关节冻得发红发僵,浸在面汤蒸汽里的那几秒,竟有种被烫到的错觉——不是疼,是太久没沾过暖意的皮肤,在拼命贪婪这转瞬即逝的温度。
“妈,今天工地提前收工了?”大儿子周明远搓着手坐下,鼻尖冻得通红。他刚上高三,眉眼间已经有了少年人独有的英气,只是校服袖口磨破的边,和洗得发白的领口,总透着股挥之不去的窘迫。
“嗯,监工说雪大,怕路滑。”李桂英扯了扯身上洗得发硬的蓝布围裙,围裙下摆沾着洗不掉的油渍,是她中午在餐馆洗碗时溅上的。她今天打了三份工:凌晨三点去菜市场帮人卸菜,上午在工地给工人烧开水,中午到餐馆洗碗,晚上还要回家缝补些旧衣服,攒着给收废品的换几毛零钱。
这样连轴转的日子,已经过了十二年。周明远八岁,小儿子周明辉六岁那年,丈夫在工地上出了意外,钢筋砸下来时,连句完整的话都没留下,只给娘仨留下一屁股还不清的医药费和空荡荡的两间小平房。
“小弟呢?还没放学?”李桂英往面汤里撒了把葱花,那是她早上在菜市场捡的,别人剥下来不要的,她仔细洗了,装在小塑料袋里,省着用能吃两三天。
“他说晚自习要晚点,让咱别等他。”周明远埋头吃面,呼噜呼噜的声响里,藏着少年人难以言说的局促。他知道母亲碗里只有面汤和几根青菜,那两个荷包蛋,一个在他碗底,另一个,是留给弟弟的。
李桂英没动筷子,只端起碗小口抿着汤。汤是用餐馆剩下的骨头熬的,她厚着脸皮跟后厨要的,每天收工前装在保温桶里带回来,能给孩子们补补。她的胃早就饿空了,可一想到两个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喉咙就像被什么堵住,咽不下一口面。
墙上的挂钟敲了八下,老式座钟的滴答声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晰。周明辉背着书包推门进来时,带进一股寒气,他的棉鞋湿了大半,裤脚沾着泥雪,冻得直跺脚。
“妈,哥。”他声音闷闷的,把书包往桌上一扔,露出里面皱巴巴的试卷,上面的分数红得刺眼。
李桂英赶紧起身,从炕头拿起烘着的棉鞋给他换上:“咋才回来?冻坏了吧?妈给你留了蛋。”
周明辉没看那碗面,只梗着脖子说:“妈,我不想读书了。”
“胡说啥!”李桂英的手猛地一顿,棉鞋上的绒毛蹭得她手心发痒,“你才高二,不读书将来咋办?”
“读了有啥用?”周明辉猛地拔高声音,眼眶红了,“我成绩就这样,考不上好大学,将来还不是跟你一样,去工地上搬砖?还不如现在就出去挣钱!”
“你敢!”李桂英的声音也抖了,不是气的,是怕。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孩子们走她的老路,“你哥成绩好,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你哪怕考个大专,学门手艺,也比在工地上风吹日晒强!妈能供,妈有力气……”
“有力气?”周明辉打断她,目光扫过她手上的冻疮,那是冬天在冷水里泡久了冻的,红肿处裂着细密的口子,缠着脏乎乎的胶布,“你这手都这样了,还说有力气?昨天我去工地找你,看见你给人搬水泥,一袋一百多斤,你差点被压趴下!妈,我心疼……”
最后三个字说得又轻又涩,少年人猛地别过头,肩膀抖得厉害。李桂英看着他的背影,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她慌忙别过脸,用围裙擦了擦眼角,哑着嗓子说:“傻孩子,妈没事,妈壮实着呢。你看你哥,马上就高考了,你再熬一年,等你们都出息了,妈就享福了。”
“享福”两个字,她念叨了十二年。从丈夫下葬那天起,她就把这两个字刻在心里,像揣着块滚烫的烙铁,再苦再累,只要一想到将来能跟着儿子们过上好日子,就觉得浑身的骨头缝里都透着劲。
那天晚上,李桂英没睡。等两个儿子睡熟了,她坐在灯下,拿出针线筐,里面是白天从工地上捡的旧帆布,她打算拆了,给孩子们做双耐磨的鞋。针脚扎进厚实的帆布,每一下都要用顶针使劲顶,她的眼睛早就花了,穿针要费半天劲,线常常歪歪扭扭地绕在手上。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能看到对面楼零星的灯火。李桂英想起丈夫刚走那会儿,她抱着两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孩子,坐在冰冷的炕头上,觉得天都塌了。有天夜里,她甚至想抱着孩子们一起走,可摸到孩子们温热的小脸蛋,又狠不下心——他们是丈夫留在这世上唯一的念想,是她活下去的命根子。
为了给孩子们凑学费,她什么苦都吃过。夏天在太阳底下给人砸石子,一天下来,汗能把衣服浸透好几遍,晚上回家,后背全是晒伤的红疹子;冬天在结冰的河面上帮人捞东西,冰水没到膝盖,上岸后两条腿冻得像木头,好几天都缓不过来;有次在餐馆洗碗,被碎瓷片划了个大口子,血顺着胳膊往下淌,她咬着牙用布条缠上,接着洗,就因为老板说多洗一个小时,能多给五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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