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那个冰冷的电话如期而至。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声音毫无感情,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王女士的家属吗?请携带孕妇本人及《胎儿心理稳定性评估表》,于今日下午三点前到站内填写。”
林枫握着电话,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扶住小芳的肩膀。
小芳的脸色瞬间煞白,手不自觉地护住了微微隆起的小腹。
那张所谓的评估表,他们早已从“失信者联盟”的内部资料库里见过扫描件,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淬了毒的针。
卫生站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廉价塑料混合的气味。
一个面无表情的护士将他们引到一张小桌前,递上那张A4纸。
林枫的目光扫过纸上的条目,心脏一寸寸下沉。
“母亲是否经常在社交媒体或日常交谈中表达对社会政策的不满?”
“孕期是否参与过任何形式的集体申诉或维权活动?”
“家庭主要成员近五年内是否有信访记录?”
问题一个比一个荒诞,像一张无形的巨网,试图将一个尚未出世的生命,与家庭的“社会价值”牢牢捆绑。
林枫的呼吸变得粗重,他能感受到身边小芳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她的指尖冰凉,紧紧抓着他的衣角。
直到看见最后一题,林枫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
“若评估结果显示,您的孩子出生后可能面临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受限的风险,您是否仍坚持生育?”
下面是两个冰冷的方框:【是】与【否】。
这哪里是评估,这分明是审判。
他们用最温柔的词句,包裹着最残忍的内核,强迫父母在孩子的未来和现实的压力之间,亲手做出抉择。
林枫拿起笔,却迟迟无法落下。
他冷笑一声,声音不大,却像冰锥刺破了这压抑的寂静:“他们不是在做评估,他们是在搞精神逼供。”
几乎在同一时间,几十公里外的市妇保院,一场内部培训会正在秘密进行。
赵子轩调整了一下领带,胸前“华康医疗”的伪造工牌微微反光。
他以医疗器械销售员的身份混了进来,口袋里的录音笔正贪婪地吞噬着会议室里每一个字。
台上,妇产科的郑主任正对着几十名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大家要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强制引产,那是野蛮的,也是违规的。我们的工作,是引导、是建议、是帮助那些‘高风险’家庭做出‘理性选择’。”
她顿了顿,推了推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
“对于那些评估分数低的家庭,我们要善用‘医学风险’这套话术。不要直接说她的信用分不够,要告诉她,根据我们的综合评估,‘胎儿神经发育存在不稳定的可能性’,或者‘母体长期处于高压焦虑情绪下,激素水平异常,可能影响胎儿健康’。”
台下鸦雀无声。
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医生忍不住低声发问,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郑主任,那……如果孕妇了解所有风险后,还是坚持要生呢?”
郑主任笑了,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暖意。
“那就让她签《高风险生育知情同意书》。白纸黑字写清楚,一切后果由家庭自行承担。记住,我们的原则是,绝不把责任揽在医院身上。”
赵子轩攥紧了口袋里的录音笔,坚硬的塑料外壳硌得他掌心生疼。
他几乎能听到自己指甲掐进肉里的声音。
这套滴水不漏的话术,巧妙地将制度之恶,悄无声息地转嫁为了个体的“自愿选择”和“责任自负”。
多么阴险,多么恶毒。
压抑的怒火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同时燃烧。
第二天上午,市妇保院门口出现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二十多名孕妇静静地坐在医院门前的台阶上,她们不喊口号,不拉横幅,只是每个人面前都立着一块小小的木牌。
“我肚子里的,是好人。”
“他还没睁开眼,你们就要判他有罪?”
“信用有高低,生命没有。”
这是张野组织的“胎动抗议”。
这些孕妇都曾是“失信者联盟”的求助者,她们用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方式,表达着最后的尊严。
保安很快围了上来,试图驱赶,人群中却突然响起一声苍老的怒喝:“都给我住手!”
老李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从人群后挤了出来。
她满头银发,脸上布满皱纹,但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她走到保安队长面前,当着所有人的面,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泛黄的笔记本,用力拍在台阶上。
“我叫李秀英,接生了六十年!这上面,是我亲手接生过的三百四十二个孩子的名字和出生地址!”她指着本子,声音洪亮,“这里面,有现在当警察的,有当老师的,有当医生的!他们爹妈当年也穷,也被瞧不起,按你们现在的说法,也是‘低信人群’!谁给你们的权力,在娘胎里就断定一个孩子该死,一个孩子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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