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昇做了防化连的司务长。
他把秀娥的照片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照片上的秀娥穿着蓝布褂子,戴着红色的发卡,笑得眉眼弯弯。
每次处理完连队的后勤事务,他都会打开抽屉看一眼照片,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好好干,不能辜负秀娥,不能辜负她用命护着的这份前程。
营区里的人都说,德昇当了司务长后,做事比以前更认真了。
战士们的被子薄了,他第一时间申请发放新棉被;训练场上的饮用水不够了,他顶着烈日开车去镇上拉;就连家属院的老人想喝鲜牛奶,他都记在本子上,每天让炊事班帮忙订。
时常有人看见德昇站在营区的河边,对着远方发呆。手里攥着一支红色的发卡,阳光照在他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河水的反光。
没有人知道,德昇的沉默寡言里,埋藏着一段怎样沉甸甸的心事。
乌兰浩特的风,一年年吹过营区的白杨树。大辽河的水,一年年向东流淌。
风从北方吹来,带着煤烟与尘土的味道,也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躁动。
张义芝站在派出所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红头文件,指节发白。她刚被王所长叫去谈话,说是要她担任街道的“纪律组长”。
“四嫂子,四哥活着的时候就仗义,如今月英和小季都是革命小将,这是革命需要,也是组织上信任你。”王所长说话时,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意味。
张义芝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她知道,这不是荣誉,而是一种安排,也是一种“照顾”。
丈夫只是托词,家里那两个分属对立面的小祖宗,才让人头疼。
她的两个孩子,刘月英和刘季,如今都成了“革命小将”。
月英是大闺女,二十出头,文笔犀利,是“大联畴”宣传组的骨干,写起大字报来一套一套的,连区里的头头都夸她“有理论水平”。
小儿子刘季,刚满十八,血气方刚,是“五一六”兵团的小头目,带着一群半大孩子,天天在街上刷标语、喊口号,气势汹汹。
他们都不常回家。
家,对他们来说,是旧世界的象征,是“黑五类”的温床。他们在外面闹革命,忙着“破四旧、立四新”,忙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但每年到了父亲的祭日,他们都会回来,哪怕只是站一站,点一根纸烟,插在父亲的坟前。
今年的祭日,天刚蒙蒙亮,张义芝就起了床。她煮了一锅玉米粥,蒸了几个红薯,摆在里屋的小炕桌上。
又准备好了馒头和烧纸,堆在炕梢。
她知道,月英和小季会回来。哪怕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还是记得的。
果然,天一亮,月英先回来了。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臂上戴着红袖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像男孩子。
她一进门,就闻到粥香,眼睛也瞥见了炕梢的祭品,皱了皱眉:“妈,你还搞这些封建迷信?”
张义芝没说话,只是把一碗粥推到她面前。
不一会儿,小季也回来了,带着一身寒气。他更高了,肩膀也宽了,脸上却还带着少年的稚气。
他看了月英一眼,没打招呼,自己盛了粥,蹲在门槛上吃。
屋里静得可怕。
“你们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张义芝往搪瓷碗里添了勺腌萝卜,“你们俩......”
“妈,我们知道。”月英打断她,从帆布包里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黑纱,“大联畴”的油印传单从夹层滑出,头版赫然印着“打倒二月逆流”的黑体字。
“当然记得。是父亲祭日。祭奠的祭,”小季纠正她,“他不是自然死的,他是被害死的。”
“被害?”月英冷笑一声,“小鬼子都走了多少年了,谁叫他非去给小鬼子挖菜窖,不挖菜窖哪能得一身病,落炕好几年。”
“你胡说!”小季猛地站起来,碗摔在地上,“他是被你们‘大联畴’逼死的!你们那套‘文攻武卫’,揭发历史问题,根本就是法西斯!”
“你们‘五一六’才是法西斯!”月英也站起来,声音尖利,“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破坏革命秩序,是反革命暴徒!”
“你才是反革命!”
“你是!”
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张义芝坐在一旁,像一尊石像。
她早就习惯了。自从丈夫死后,这两个孩子就像两条岔开的河,越流越远,越流越急。她劝过,哭过,甚至闹过,但没用。
他们眼里只有“路线”,没有“亲情”。
小季突然把筷子拍在桌上:“大姐,你那套保皇派理论该改改了!五一六兵团才是真正执行真正的革命路线!”
张义芝的勺子掉进粥盆,溅起的米汤在粗陶碗沿烫出几个白点。
她看着两个孩子涨红的脸,突然想起庆云去世前那个雨夜。如果他没走,会怎样呢?会支持闺女,还是支持儿子呢?
月英吵不过小季,摔门而去。
小季也气呼呼地喝粥,一碗粥没喝完,有人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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