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煤油灯亮起来时
暮色像块浸了水的灰布,沉甸甸压在山坳里的石磨村。三秒踩着最后一缕天光跨进村委会门槛时,裤脚还沾着田埂上的湿泥,鞋底子在青石板上拖出两道浅痕。西墙上的石英钟咔嗒跳了一下,指向七点整,玻璃罩子反射着窗外渐浓的墨色。
她将帆布包往长条木桌上一放,拉链没拉严实,露出半截红皮笔记本。伸手去摸桌角的煤油灯,金属灯座上积着层薄灰,灯芯缩成个小黑点。火镰擦出的火星子三次才舔上灯芯,橘黄色的光猛地胀开,将她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像株被风刮得歪歪扭扭的玉米。
“三丫头,真要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的老支书磕了磕烟锅,烟杆上的铜箍被摩挲得发亮。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下巴上打了结的皱纹,“去年县里来的技术员,拍着胸脯说种反季菜能发家,结果呢?菜烂在棚里,贷款到现在还没还清。”
三秒没接话,从包里掏出张皱巴巴的报纸,铺在桌上。头版照片里的大棚连成白花花一片,标题用黑体字写着“合作社模式引领乡村振兴”。她的指尖在“合作社”三个字上反复摩挲,指甲缝里还嵌着白天掰玉米留下的嫩黄浆汁。
“不一样。”她终于开口,声音带着刚从田里回来的沙哑,“技术员是外来的,咱是自己人。我去镇上培训了半个月,人家说只要抱团干,统一育苗、统一销售,风险能分摊,价钱也能谈得高些。”
老支书哼了声,烟锅在鞋底敲出闷响:“说得轻巧。启动资金要多少?买种子、搭大棚、请农机手,哪样不要钱?村东头的王二婶,为了给孙子凑学费,鸡蛋攒了三年都没舍得卖。”
这话像根针,刺破了三秒强撑的底气。她垂眼盯着煤油灯的火苗,灯芯结了个黑疙瘩,光忽明忽暗。帆布包里的存折露出个角,那是她在县城电子厂打了五年工攒下的三万块,是准备给弟弟娶媳妇盖房的钱。昨天夜里,她在灯下数了三遍,又连夜托人汇回村里——这点钱,连搭三个标准大棚都不够。
“总得试试。”她把报纸叠成方块,塞进裤兜,“我挨家挨户去说,能凑多少是多少。就算搭不起标准棚,先搞个小育苗室也行。”
老支书看着她往门外走的背影,蓝布褂子洗得发了白,裤腿挽到膝盖,露出小腿上被蚊虫叮咬的红疙瘩。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三秒她娘也是这样,揣着变卖嫁妆换来的钱,领着妇女们在河滩上开垦荒地种棉花,结果一场洪水冲得颗粒无收,从此落下病根,不到五十就走了。
“等等。”老支书站起身,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层层打开,露出沓用细麻绳捆着的钱,最大面额是十块,最小的是一毛,“这是我攒的棺材本,不多,两千三。你要是赔了,就当给我提前烧了纸钱。”
三秒的手指触到那些带着体温的票子时,忽然想起小时候,老支书总塞给她糖吃,水果糖的玻璃纸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她咬了咬下唇,没让眼泪掉下来,只把钱小心地放进红皮笔记本里夹着,纸页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煤油灯的光晕里,她的影子忽然挺拔了些。
二、鸡蛋篮子里的温度
王二婶家的土坯房在村西头,烟囱里正飘着晚饭的烟火气。三秒站在篱笆门外,听见屋里传来“啪嗒啪嗒”的算盘声,混着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豫剧唱腔。
她在柴垛上坐下,摘了片玉米叶捻在手里。去年冬天,王二婶的孙子在镇上读初中,半夜发烧到四十度,是三秒骑着摩托车,载着祖孙俩摸黑走了十五里山路去卫生院。回来时天刚亮,王二婶往她兜里塞了六个热鸡蛋,蛋壳上还沾着草屑。
“谁呀?”门“吱呀”一声开了,王二婶探出头,银簪子在昏暗中闪着微光。她穿着件打补丁的蓝布衫,围裙上沾着面疙瘩,看见三秒,脸上的皱纹立刻堆成朵菊花,“是三丫头啊!快进来,刚蒸了红薯面窝头。”
堂屋里的八仙桌上摆着个豁口的粗瓷碗,里面盛着咸菜,算盘珠子还卡在“35”的位置。王二婶把三秒往炕沿推,自己搬了个小马扎坐下,纳鞋底的线轱辘在腿上转了半圈:“听说你要搞那个啥合作社?我这老婆子也不懂新名词,只知道你是个实在娃。”
三秒刚要开口解释,王二婶却起身进了里屋,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等她出来时,手里捧着个竹篮,盖在上面的蓝印花布已经洗得发白。掀开布子,里面码着整整齐齐的鸡蛋,白的、褐的,还有几个带着褐色斑点的,在煤油灯下发着温润的光。
“这些蛋,我攒了三年。”王二婶的手指轻轻拂过蛋壳,像是在抚摸什么珍宝,“本来想等开春卖个好价钱,给小宝凑下学期的学杂费。你搞合作社要花钱,先拿去卖了吧。”
三秒的喉咙像被堵住了,看着那些鸡蛋,每个上面都有淡淡的指纹印。她知道王二婶每天天不亮就去鸡窝捡蛋,怕碰坏了,总用软草垫着;知道她每次去镇上赶集,都舍不得坐三轮车,背着篮子走两小时山路,就为多卖五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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