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儿子李明宇在公用电话亭打来电话时,那兴奋又带着小心翼翼的声音毫无预兆地在他耳边炸响:
“爸!我月考成绩出来了!年级进步了三十多名!老师说我再努力一把,考重点高中很有希望!我想……想买一套老师推荐的冲刺辅导书……就一套……”
那时,他顶着烈日,听着儿子声音里的渴望,胸腔里是酸涩也是骄傲,他咬着后槽牙,斩钉截铁地说:
“买!必须买!只要你能考上重点,好好学,钱的事儿你别操心!爸供你!”
可现在……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工装裤的口袋。里面空空荡荡,连一张皱巴巴的十块票子都找不到。别说一套辅导书,他连儿子下一顿在学校食堂稍微好点的饭菜钱都快要掏不出来了!
那张泛黄的收据,此刻被他攥在沾满水泥灰和汗渍的手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皮开肉绽,也烫穿了他苦苦支撑的最后一点希望。工棚里破风扇的吱呀声,此刻听来如同刺耳的嘲笑。
日子像被沉重的混凝土块拖曳着,缓慢而窒息地向前滚动。妻子周秀兰化疗的费用,在李建国心里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不断吞噬希望的黑洞。每一次陪她走进滨海市人民医院那栋灰白色的大楼,接过护士递来的缴费单,上面冰冷递增的数字都像一把冰冷的锥子,狠狠扎进他早已不堪重负的心脏,带来一阵阵令人窒息的绝望感。缴费窗口排起的长龙,旁人低声的抱怨和叹息,消毒水刺鼻的气味,都汇聚成无形的压力,几乎要将他压垮。
前些天,老家年迈的母亲托人捎来了几张照片——老屋在连夜暴雨后的惨状。照片模糊,却能清晰地看到屋顶的瓦片被掀开了一大片,像被巨兽啃噬过,散乱地掉落在泥泞的院子里。堂屋的墙壁,雨水浸泡冲刷后,大片大片的墙皮狰狞地剥落下来,露出了里面发黑的土坯。母亲在随后打来的公用电话里,声音带着极力压抑的颤抖,故作轻松地说:“建国啊,不打紧,就是漏了点雨……等你啥时候有空了,回来看看再说,不急,真的不急……” 可那无法掩饰的颤抖尾音,那强装的镇定,比任何哭诉都更刺耳,满满的都是苍老无力的无奈。
妻子缴费单上刺目的数字、老屋墙皮剥落的斑驳照片、母亲电话里压抑的颤抖声音……这些画面如同走马灯,不分昼夜地在李建国眼前疯狂闪烁、交织、重叠。它们与工棚里那本黑心账本上一行行虚假的扣款——“迟到罚款”、“工具损耗”、“餐费超额”——猛烈地碰撞在一起!愤怒如同滚烫的岩浆在他血管里奔突咆哮,恨不得立刻冲出去撕碎老王那张虚伪的肥脸!可随之而来的,是更深沉、更冰冷的无助。那账本,那张收据,是铁证如山,却又像是一副沉重的枷锁,死死地铐住了他。
就在这时,铁皮柜上那架积满油垢的老式挂钟,突然“当当当”地敲响起来,声音嘶哑而突兀。李建国浑身猛地一激灵,差点跳起来。账本摊开页边角被他无意中蹭上的一道水泥灰,簌簌掉落。他这才惊觉,自己拿着账本的手,正在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连带着那薄薄的纸页都在哗哗作响。
站出来!把账本摔到老王脸上!把收据拍在桌子上!把这家伙的丑事公之于众!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血汗钱!
这个念头强烈得如同火焰灼烧。
但下一秒,残酷的现实像一盆冰水迎头浇下。
他太清楚了。老王在这滨海市的建筑行当里混了十几年,关系盘根错节。他只要放出话去,稍微添油加醋编排点“偷懒耍滑”、“人品有问题”的理由,李建国立刻就会成为整个圈子的“刺头”,再也没有哪个工地敢用他!
丢了这份工……秀兰接下来化疗的钱去哪里找?下一盒昂贵的止吐药、升白药谁来买单?儿子明宇眼看开学在即,那笔压在裤兜铁皮盒里的学费勉强够数,可之后呢?重点高中的花销只会更大……老家塌了一半的老屋怎么办?难道真的让年迈的母亲在滴滴答答的漏雨屋里惶惶不可终日?
他不敢赌。他肩膀上的担子太重,重得让他连愤怒的资格都快失去了。他赌不起,哪怕一丝一毫的风险。
巨大的痛苦撕扯着他。李建国死死咬住后槽牙,口腔里弥漫开一股铁锈般的血腥味。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像执行一项最精密也最屈辱的任务。他用沾满水泥灰和汗渍的袖口内侧,小心翼翼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账本的封面、内页的边缘、甚至那张收据——擦拭掉任何可能留下的汗渍指纹。每一个动作都无比缓慢,无比沉重,仿佛不是在擦拭痕迹,而是在亲手埋葬自己最后一点血性和尊严,埋葬那熊熊燃烧却不得不熄灭的愤怒与不甘。
做完这一切,他轻轻合上那本仿佛重逾千斤的账本,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让锁扣垂挂着。推开塑料帘子走出工棚,外面毒辣的阳光如同无数根烧红的针,猛地刺进他布满血丝的双眼,瞬间的灼痛让他几乎落下泪来。他低着头,阳光仿佛要将他心底那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和屈辱都照射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处遁形。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