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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清晨，天光未亮，京郊户部旧档房的废墟前已聚起人影。
清河屯、马家集等十二村百姓赶着牛车，携锅碗瓢盆、草席竹竿，自发组织“护忆队”，在焦黑断壁外搭起一排排低矮棚帐。
他们不求见官，也不喊冤，只默默轮值守夜，火堆不熄，人影不断。
有人捧出自家用油纸层层包裹的田契抄本，有人背来祖辈口传的地界歌谣，一字一句，写在粗布上，钉在木板间。
一位白发老农蹲在灰烬边，从怀里掏出一只陶罐，泥封早已斑驳，打开时发出轻微碎裂声。
他双手颤抖，倒出一叠泛黄纸页——那是他祖父记下的租税流水、地亩划分、里正画押日期，每一年都用朱笔圈点，整整三代人的耕作痕迹。
“官家的册子烧了。”他把陶罐递到沈砚手中，声音沙哑，“可我们没忘。”
沈砚接过那叠纸，指尖触到纸面粗糙的纤维，仿佛摸到了三十年来被压弯的脊梁。
他没说话，只是郑重地将陶罐收入怀中，转身时眼眶微红。
消息如风过野，不出半日，各地驿站雪片般转来百姓邮寄的“家传田契抄本”。
监察院偏厅堆满了麻布包、竹筒、铁匣，有的用桐油封口，有的以血指印为信。
裴文昭亲自清点，一日之内登记三百七十六件，其中九成附有邻里联名画押或族中长者口述证词。
苏锦黎站在廊下翻阅名录，指尖划过一行行名字与籍贯，忽然停住。
“这个王氏，兖州人，父亲‘流亡失踪’，儿子却连续十年匿名缴纳代役银？”她抬眼问赵九龄，“查过缴银记录吗？”
“查了。”赵九龄低声答，“银子进了户部南库，但账面上归为‘无主滞留款’，每年年底统一销账。整整八年，共四十六两七钱，一分未退。”
苏锦黎合上簿册，眼神渐冷。
这些人不是没有证据，是他们的证据从未被允许存在。
她当即召裴文昭入府，命其起草《民录永存令》。
条文逐字推敲，尤其新增一款：“凡经民言立档、千人联署、口述成册者，视同官册效力；即便原件湮灭，只要三人以上独立陈述一致，时间、地点、事由吻合，即可采信。”
裴文昭提笔迟疑：“礼部必会驳斥，说此例一开，伪证泛滥，秩序大乱。”
“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秩序。”苏锦黎冷笑，“不是官印盖下去才算真，是千万人记得才算数。”
果然，三日后礼部批回报文，称“口述为凭，荒诞不经，岂非儿戏国法”？
更有老学究当庭讥讽：“莫非今后吵架也能当律条使？”
苏锦黎不争辩，只请出程砚秋。
老太太拄杖步入政事堂，白发如霜，目光如刀。
她将一卷残破簿册拍在案上——正是当年五姓与户部合谋伪造阴阳户籍的签押底稿，边角焦黑，墨迹模糊，却仍能辨认出几个如今位列三公的大臣亲笔签名。
“钦天监记日食，误差不过半刻。”她冷冷环视众人，“可这三十年来，多少人家破籍亡、子孙不得科举、女子不得归宗？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倒来说什么‘国法尊严’？”
满堂寂静。
她声音陡然拔高：“今天我们要补的，不是地籍，是良心！”
礼部尚书垂首不语，驳议就此搁置。
与此同时，郑氏率领“护产会”三十名妇人夜行百里，将《女人不说的话》誊抄十份，分别藏入六座书院地窖、两座尼庵佛像腹中，另两份交由盲女工背诵录音，逐字刻入竹简。
途中突遇暴雨，山路泥泞难行。
她们以身体围成人墙，用油布裹紧册子，一名老妪滑落山沟，腿骨断裂，却仍死死抱住文书不放。
同伴哭着要背她走，她摇头：“你们先送书去，我在这等天亮。”
抵达目的地后，郑氏浑身湿透，双唇青紫，却坚持亲手将最后一份册子封入地窖。
她靠着墙缓缓坐下，喃喃道：“三十年前他们烧我家祠堂，一把火烧掉族谱、婚书、守节牌……今天我不让她们再烧一次记忆。”
这一夜，京城内外无数灯火未熄。
有人在村口念诵祖辈名字，有人连夜整理残契，还有孩童趴在灶台边，听祖父一句句口述家族来历，认真抄录在旧账本背面。
这些声音，不再惧怕火焰。
王府内室，萧澈倚在软榻上，听着赵九龄逐一禀报民间动静。
他始终闭目，指尖轻轻叩击扶手，节奏缓慢而坚定。
当听到老农献陶罐、妇人冒雨护书时，他终于睁开眼。
“他们烧档案，以为能抹去过去。”他声音极轻，几乎像自语，“可他们忘了，百姓心里有本账。”
苏锦黎立于窗畔，闻言回头看他一眼。
两人目光相接，皆无言语。
片刻后，萧澈缓缓坐直身子，唤来沈砚。
“准备一下。”他说，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我要见他们。”
沈砚一怔：“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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