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一年的秋老虎,比往年更凶些。金城督军署后园的老榆树下,依旧摆着张旧八仙桌,桌上摊着几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常恒一笔一划抄录的字迹,旁边还压着两本线装书——是他“签到”来的,一本讲日军明治维新后的军制改革,一本记着湘军淮军的后勤旧例,纸页边缘都被翻得起了毛。
常恒捏着铅笔,在纸上画着圈,圈里是“粮秣”“弹药”“伤兵”三个词,每个词旁边都打了好几个叉。
常敬之坐在对面,手里端着个粗瓷碗,碗里的凉茶早凉透了,他却没心思喝,只盯着桌上的纸:“剿匪那阵子,据说三营在黑松岭被围了三天,送去的粮被押运的军需官克扣了一半,弟兄们啃树皮撑着;前几年打马家军,炮营的炮弹运到半路,骡子惊了,翻了俩驮子,愣是没人及时报上来,仗打到一半没了弹药——这些事,不是一回两回了。”
常恒“嗯”了一声,炭笔在“人治”两个字上重重划了道杠:“以前总说先顾着打仗,打完了再拾掇后勤,可仗一场接一场,弟兄们的亏也吃了一茬又一茬。上次剿匪回来,卫生队的老周跟我哭,说伤兵太多,没担架,没药品,有个小兵胳膊中了枪,硬生生因为没药发炎死了,死的时候还攥着半个没吃完的窝头。”
他把炭笔一扔,声音沉了,“爹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后勤是军队的腿,腿要是瘸了,再能打的兵也跑不远。”
常敬之和常恒这对爷俩对这些东西,商量了快一个月,从“军需官能不能由主官说了算”争到“粮饷该发实物还是发钱”,才算把个大框架捋顺了。
“就按咱商量的来。”常敬之终于喝了口凉茶,“制度化、现代化、社会化——这三条是根。先把架子搭起来,再让师长们一起琢磨具体的,他们在一线带兵,知道哪儿疼。”
八月初的天,总算消了些暑气。督军署的正厅里,六个师长都到齐了。李宝山师长是跟着常家从陇东打出来的老底子,胳膊上还留着剿匪时的疤;马师长是收编的本地队伍,熟甘肃的地形;剩下几个,有留过洋的,都是行伍出身的,此刻都坐在长凳上,看着桌上摊开的“后勤整顿章程”草案,脸上神色各异。
常敬之站在厅中央,没绕弯子,开门见山:“今天把各位叫来,是说后勤的事。剿匪那阵子,谁的部队没受过后勤的亏?李师长,你三营被围,粮被克扣;马师长,你上次追土匪,通信兵跑断了腿,消息还是迟了半天——这些事,不能再忍了。”
李宝山师长瞬间会意站起身,粗着嗓子应道:“督军说得是!以前那军需官,多是主官的亲信,虚报人数吃空饷的,克扣粮秣的,哪样没有!咱们的情况还是算好的”
“所以第一条,制度化。”常敬之指着草案,“后勤系统要从‘人治’改成‘制度治’,先设个独立的军需署,专管这事。人事上,军需官的任免,归军需署统一说了算,不受部队主官干预——就像奉军去年整顿那样,不让主官把军需当成自家后院。”
这话一出,底下有师长皱了眉。马师长出了头他必须做这个刺头迟疑道:“督军,军需官不由主官管,万一他不听调遣咋办?”
“听制度调遣。”常敬之答得干脆,“粮饷分离:粮秣按实有人数发实物,派专人盯着卸车、分拨;柴菜发代金,让弟兄们自己买新鲜的;军饷由军需官点名发放,一人一签字,谁也别想虚报冒领。不能出现一个营官,报了三百人,实际只有两百五,多领的粮全运回家了——以后再敢这么干,军需官先摘帽子,主官连带受罚。”
他顿了顿,又道:“再设兵站系统。以后不管打仗还是行军,从金城到前线,设一级兵站、二级兵站,分站管粮秣,派出所管伤员转运。就像南边后来搞的那样,集团军到师、团,一级级往下补,弹药、粮食、药品,都从兵站走,谁缺了就往兵站要,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各跑各的,乱成一锅粥。”
马师长听着,猛拍了下大腿:“好!要是早有这兵站,黑松岭那回,我也不用让弟兄们啃树皮!”捧得一手好哏。
“第二条,现代化。”常敬之又指向另一页,“交通、通信、医疗、军械,得跟上。以前步兵团就只管打仗,伤了人没人抬,弹药没人运,不行。以后步兵团设担架排、通信排、输送排;炮兵营设弹药队,专门管炮弹;工兵营设输送队,修路、运东西都归他们。师里设野战医院,配医生、药品,再设修械所,枪坏了能修,炮弹哑了能拆——总不能枪打不响了就扔,伤兵躺地上没人管。”
这话戳中了不少人的心事。留过洋的王师长叹了口气:“上次我带的兵,有个机枪手,枪卡壳了,愣是没人会修,眼睁睁看着土匪跑了。要是有修械所,哪会这样?”
“通信也得改。”常敬之接着说,“以前靠通信兵跑腿,遇上大风沙、大雪天,消息根本送不出去。以后团以上单位设通信队,配无线电——咱先从省城开始,慢慢往各师配。再建军邮,弟兄们的家信、命令传达,都走军邮,快且稳。交通方面,设个交通队,专门修公路、护铁路,战时军运归他们调度,别再让弹药翻在半路上没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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