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民国之我在西北当军阀 第163章 汉奸

郝永德最近总觉得自己的精神过于紧张，很像小时候做了亏心事一样。

尤其到了后半夜，万宝山的风裹着地里新抽的稻芽腥气往窗缝里钻，他一准儿会从梦里惊醒，额头上的冷汗把会把枕头打湿，印上一层印子，摸上去又潮又黏。

他是有点后悔了。打从去年秋天，在长春那家挂着“朝日屋”木牌的酒馆里，接过日本人佐藤递过来的那叠沉甸甸的日元起，这股子思绪就像地里的草，先是星星点点的冒头，如今已经发展到盘根错节，把他那颗早就发虚的心缠得密不透风。

酒过三巡，食过五味之后，佐藤当时拍着他的肩膀，酒气喷在他脸上，说“郝桑是识时务的人”，说“跟着蝗军做事，好处少不了你的”。

他那时候眼睛直勾勾盯着桌上的钱，至于佐藤说的什么他完全不在意，他只觉得崭新的票子上印着陌生的头像，却比什么都有吸引力——他那颗被贫穷和虚荣侵蚀的心，久违的开始跳动。他很需要钱，家里的妻儿老小也很需要钱，钱在他眼里就是万能的。

钱能治穷，也能治那些憋在心里的窝囊气，他自己安慰自己，凭什么那些东北的老爷们能拿日本人的钱，他怎么不能拿。

于是在一番自我催眠安慰之后，他想就这么着吧，壮着胆子点了头，成了佐藤嘴里“可靠的合作者”。

“长农水稻公司”的牌子挂出去那天，郝永德站在门口，看着佐藤和几个穿西装的韩国人鞠躬握手，心里头空落落的。

他知道这公司是个幌子，佐藤要的不是种水稻，而是万宝山那三千亩国有山地，以及把这些山地租给那些侨民可能引发的冲突。

可他还是签了字，把地“租”给了那些日本人控制的韩国侨民——说是租，其实就是白给，他不过是充当一下摆设，就可以换回来的每月准时送到家的“津贴”，比他之前跑买卖一年挣的还多。

签完字的头一个月，他夜里睡得香，觉得腰杆都硬了。走在镇上，见了人也敢主动点头，甚至以前总对他冷着脸的当地头面人物，现在见面也会问一声“郝先生好”。在那一刻他的内心的到了极大的满足。

可没等他得意多久，预想之中的麻烦就来了。那些韩国侨民要种水稻，得引水灌溉，他们没跟村里人商量，就把山脚下那条养活了半个村子的小河改了道，挖渠引到自己租的地里。

先是老王头家的几亩水浇地遭殃了，王老汉扛着锄头去渠边理论，被两个高个子韩国侨民推搡着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出了血。

消息传到郝永德耳朵里时，他正坐在自家堂屋新置办的太师椅上，手里抽着佐藤刚送来的日本进口香烟，眯着眼睛听着唱片机里的靡靡之音，飘飘欲仙。

烟卷烧得快，未燃尽的烟灰掉在他藏青色的绸缎马褂上，烫出一个小窟窿，他都没有察觉。

管家战战兢兢地说完王老汉被打的事，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眼皮都没抬，只含糊地“嗯”了一声，把烟蒂摁在桌上的白瓷烟缸里，烟蒂滋滋地响，在他心中他觉得敢招惹蝗军的人被打也是活该，甚至他的心里还有对这些父老乡亲不识趣的恼怒。

他早就知道一定会出事的，根本一点都不着急，相反他内心还有一点布局者看着别人入局的畸形快乐。

万宝山附近种地，一半靠天，一半靠那条河。韩国侨民要灌溉，必然要占用水源，跟村里人起冲突是早晚的事。

他甚至比谁都清楚，佐藤就是等着出事——只要冲突闹大，日本人就能以“维护治安”的名义派兵过来，把这片地彻底掌握在手里，那时候他的权柄不就更大了嘛，对他来说这就是好事啊！

内心的愧疚，他不是没有过，可每次一想到佐藤给的钱，想到自己现在穿金戴银体面的生活，以及未来更多的权力。那些念头就像被风吹走的浮云，太无关紧要了。

他不在乎父老乡亲怎么骂他，也不在乎争水会不会死人，他只在乎下个月的津贴能不能准时到，只在乎佐藤看他时的眼神能不能再客气点。

佐藤常来他家，每次来都带着清酒和点心，有时候还会跟他聊起日本国内的事。酒过三巡，佐藤的话就多了，说东京的街道有多干净，马路两边种着樱花树，春天一到，满街都是粉盈盈的花；说日本的女人有多温柔，说话细声细气，端茶倒水都恭恭敬敬；说日本的孩子都能上学，识文断字，将来能做想做的事情。

郝永德坐在旁边听着，手里的酒杯越握越紧。他长这么大，只去过长春，见惯了土路上的泥泞、集市上的吵闹，从没听过这么体面的日子。

尤其是佐藤说起日本女人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不由自主的浮现出画册里见过的日本艺妓——穿着和服，腰肢细细的，脸上敷着白粉，一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说话声音软得能掐出水。

这种念头在夜里尤其清晰。他的妻子秀莲是个结实的女人，膀大腰圆，手脚麻利，家里的活儿、地里的活儿都能干，是个过日子的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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