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民国之我在西北当军阀 第119章 终到柏林

十一月的慕尼黑已有凉意，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常恒站在德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门口，暗灰色的军装衬得他身形愈发挺拔，藏起了他作为西北军阀之子的身份——此刻他只是军校新生名册上一个普通的名字，靠着数月前便通过德国商会打点好的渠道，才得以踏入这所培养过无数德军将领的学府。

校门口的梧桐叶早就落光了，常恒抬头望了眼远处的练兵场，恍惚间还能想起半个月前和海因里希在柏林车站告别的场景。

那时海因里希穿着家族定制的深色西装，袖口别着代表冯·克莱因家族徽章的银质袖扣，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我得回去帮大哥打理他的事业去了，毕竟他现在还是颇有权势的。”

两人的见面机会像是被骤然收紧的缰绳，转眼就只剩下偶尔的书信和前天晚上那次仓促的啤酒馆之约。

那天晚上，慕尼黑老城区的啤酒馆里满是喧闹的人声，木质长桌上摆着刚端上来的黑啤，泡沫顺着杯沿往下淌。

常恒从柏林赶来的，至于为什么选在这里，因为今天晚上有一个人过来演讲。

这一天晚上常恒真的见到了这个时代的德国魅魔，他的身躯瘦削，但他的言语确实能打动人心。

在晚上八点左右，这里就被党卫军开始清场了，但鉴于常恒和海因里希的关系，常恒有幸留了下来。

当黑色奔驰轿车驶来时，附近的人都出去列队欢迎，常恒挤在涌动的人流之中，看着周围欢呼雀跃的人群心里思绪万千。

由于常恒被挤到了第一排，并且常恒没有行举手礼，在人群中很是突出。不过下了车门的他并在意，而是在常恒这个异类面前站立，和常恒友好的握手，并且还好奇的打量了一下常恒身上穿的军校服装。

在握手的那一刹啦，常恒感觉整个世界都是安静的，至于那位已经走入了酒馆，他还是晕晕乎乎的。

后面脸上带着疤痕的海因里希哥哥，对着常恒点头示意，常恒都没有发觉。

在呆滞中又被挤进啤酒管，在海因里希的帮助下又坐到之前的位置上。很快激动的人群在“噗噗”的话筒试音声中安静下来。

那个人沉着自若的走向演讲台，转身面向馆内的人群，缓缓抬起了右手，顿时酒馆的杂音迅速消失不见。

在沉寂过后就是坚硬如铁的语句，在那位的口中崩了出来。

……

演讲之后，常恒上前买了一副他的画，他身旁的海因里希的哥哥，答应把画送到常恒的住处。

……

“下次见面，不知道要等多久。”海因里希喝了口啤酒，眼神里闪过一丝怅然。常恒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什么安慰的话——他知道，对海因里希来说，这样的告别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天晚上，两人聊到快关门才离开，常恒坐凌晨的火车回柏林，一路上他和好友的聊天内容早就被抛到脑后了，脑子里不断闪现的那一位的音容笑貌。

军校里并非只有枯燥的训练，常恒会组织甘肃省的留德学生一起聚会讨论所学所见。

这些学生大多是靠着省政府、督军府的资助来德国求学，比起常恒，他们的学习、生活还是艰难一些。

第一次组织他们见面是在军校附近的常恒的住处，几个学生围着一张小桌子，手里捧着德语课本，眉头皱得紧紧的。

其中一个叫李伟的学生看到常恒，有些拘谨地打招呼：“常同学，我们听说你德语说得好，能不能帮我们看看这道题？”

常恒凑过去一看，是道关于军事术语的德语翻译题，几个关键词被他们用铅笔圈了出来，旁边还写着歪歪扭扭的中文注释。

他耐心地帮他们讲解完，才发现这些学生的语言天赋确实差一点，有的连日常对话都磕磕绊绊，更别说理解军校里那些晦涩的专业课程了。

“我们都快愁死了，”李伟叹了口气，“上周的战术课，教官讲的内容我只听懂了一半，笔记记了满满一本，回头一看全是没翻译明白的词。”另一个学生也跟着点头：“要是再跟不上，说不定明年就得被送回去了，到时候可没脸见父老乡亲。”

常恒看着他们焦虑的样子，心里忽然有了个主意。他想起这个时期在柏林认识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其中不乏精通中德双语的人，或许可以请他们来给这些甘肃学生当老师。

第二天，常恒就开始写信联系在柏林、汉堡等地的留学生。大多数人听说后都愿意帮忙，唯独在柏林大学攻读生物学的贝时璋先生，起初还犹豫了很久。

常恒后来才从朋友那里得知，贝时璋先生家里境况不好，母亲常年卧病，需要靠他做翻译的稿费来补贴家用，若不是为了钱，以他的性格，恐怕不会愿意和自己这个“军阀之子”打交道——毕竟在很多留学生眼里，“军阀”二字总带着些不好的联想。

“我每个周末可以去柏林，但来回要花十多个小时在火车上，”贝时璋先生在回信里写道，“酬劳不用多，够我母亲下个月的药费就行。”

常恒看到信时，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立刻回信，把酬劳提高了一倍，还特意嘱咐：“路上的车票和食宿都由我来承担，您不用操心。”

从那以后，每个周末的清晨，贝时璋先生都会坐最早一班火车赶来柏林。常恒会提前在火车站等他，然后一起去租好的小教室里给甘肃学生上课。

贝时璋先生讲课很认真，会把复杂的德语语法拆成简单的例子，还会把军事术语和中文里的对应词汇一一对应，生怕学生们听不懂。

有一次，常恒看到贝时璋先生在课间揉着太阳穴，脸色有些苍白，便问他是不是不舒服。

贝时璋先生笑了笑，说只是最近赶论文睡得少，“没事，等这学期结束，就能稍微松口气了。”常恒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忽然想起自己当初来德国时，父亲曾说过“求学不易，要懂得体谅他人的难处”，常恒决定给贝先生加钱，让他生活无忧。

周末的课程总是过得很快，每次送贝时璋先生去火车站时，天都已经黑了。常恒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缓缓驶离，心里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急迫感——有人为了祖国强大不择手段，自己又能给祖国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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