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头七刚过,公公就迫不及待地翻出了那个绿挎包,说要去找他的白月光初恋。
五十年来,他的微信头像一直是那个破旧得掉渣的军绿挎包,刺眼地提醒着所有人,他心里住着另一个女人。
作为儿媳,我鄙夷他的薄情,却又忍不住好奇,陪他踏上了寻人之旅。
跨越千里,我们找到的,却只是一座冰冷的坟墓。
看着墓碑前那张黑白照片旁,站着的、眉眼酷似公公的中年女人,我心头巨震,却只能善意地撒谎:“卞阿姨说她过得很好,让您别惦记。”
公公闻言,长长舒了一口气,眼底却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无尽的失落。
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生。
然而,就在我们返回老家,整理婆婆遗物时,却在她的樟木箱子最底层,发现了另一只一模一样的、却崭新如初的绿挎包,里面有一张泛黄的纸条……
婆婆的字迹清晰可见:
“你的念想,我替你保管了一辈子。现在,物归原主。”
如遭雷击的我,猛地看向那个跟随公公五十年的旧包——它里面,到底藏着什么,能让两个女人,一个铭记一生,一个等待一生?
而那个与公公容貌酷似的女人,究竟是谁?婆婆她知道吗?这个家,这看似平静的湖水下,到底埋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往事与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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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头七的绿挎包
婆婆下葬后的第七天,也就是俗称的“头七”,家里还弥漫着香烛和悲伤混合的味道。
照片上,婆婆依旧笑得温婉,仿佛还在操心着公公的茶杯里要不要续水,晚饭的菜是不是咸了。她伺候了公公一辈子,临了,也是因为操心公公雨天收不收衣服,从凳子上摔下来,再没醒过。
灵堂的挽联还没撤,白色的“奠”字刺得人眼睛生疼。我们一家人,我、丈夫李建军,还有小姑子李建红,都穿着素服,围坐在客厅,商量着后续的事情,气氛沉重得能拧出水来。
唯独主角之一的公公,张德顺,不见了踪影。
“爸呢?”建军皱着眉,四下张望,“这刚烧完回头香,能去哪儿?”
建红红着眼圈,哑着嗓子说:“我刚才好像看见爸回他屋了,说是……找点东西。”
找东西?这节骨眼上,找什么东西比陪着刚走的婆婆更重要?我心里掠过一丝不解,但没说出来。公公和婆婆的感情,在外人看来是相敬如宾,但只有我们自家人知道,那更像是婆婆单方面的付出和坚守。公公的心,像一口深井,我们从未真正探到底。
正想着,里屋传来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接着是公公略显急促的脚步声。
他出来了。
手里,紧紧攥着一个东西。
我们的目光瞬间都被吸引了过去。
那是一个军绿色的挎包,款式极其老旧,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单肩斜挎包。帆布材质,但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洗得发白,边缘磨损得厉害,甚至能看见里面褐色的经纬线。最醒目的是,挎包盖子上,用红色的线绣着一个模糊的、五角星的轮廓,颜色也早已褪去。
这个包,我们全家都太熟悉了。
五十年来,公公的微信头像,一直都是它。
是的,一个破旧得几乎可以进博物馆的绿挎包,就那么固执地占据着他网络社交身份的一隅。为此,建军没少跟他置气,觉得丢人,觉得晦气,尤其是不明就里的亲戚朋友问起来,建军都觉得脸上臊得慌。婆婆在世时,倒是从未对此发表过意见,只是有一次,我无意中看见她盯着公公的手机屏幕,眼神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不是怨恨,倒像是……一种认命了的悲哀。
此刻,公公紧紧攥着那个挎包,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泛白。他脸上没有多少丧妻的悲恸,反而有一种异常的、混合着紧张和迫切的神情,像是要去完成一件酝酿已久的大事。
他走到客厅中央,目光扫过我们,最后落在建军身上,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建军,给你买张票,我出趟远门。”
我们都愣住了。
头七,按照老规矩,逝者的魂魄可能会在这一天回家看看,亲人需要守在家里,避免冲撞。公公虽然不是特别迷信的人,但一向注重规矩,这个要求,太反常了。
“爸?”建军猛地站起来,声音带着压抑的火气,“您说什么呢?今天是什么日子您忘了?您要去哪儿?有什么事不能等妈过了‘七七’再说?”
公公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脸上那些深刻的皱纹,在白色节能灯的光线下,显得更加僵硬。他举起手里的绿挎包,像是举起一面旗帜,又像是举着一个证据。
“我去找卞玉兰。”他吐出这个名字,干涩,却异常清晰。
卞玉兰。
这个名字,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涟漪。我知道她,不,我们全家都知道她。她是公公心口的朱砂痣,是婆婆婚姻里若有若无的参照物。是那个绿挎包真正的主人,是横亘在公公婆婆五十年婚姻里,一道看不见却始终存在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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