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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照相馆》点映期的口碑核爆，让青锋影业那间小小的办公室终日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电话铃声、键盘敲击声和王紫逸时不时爆发出的“又涨了！”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奏响着成功的交响乐。
“天涯那个帖子盖到三千楼了！”王紫逸几乎要把屏幕盯穿，脸上因激动而泛红。
宋轶仔细剪贴好《新京报》的影评专栏，嘴角噙着温柔的笑意：“好多观众说看完电影，去中华门、玄武湖静静站了好久。”
李扬听着伙伴们的分享，心情亦难以平静。
这是他们应得的喜悦，是无数个日夜奋战换来的回响。
然而，市场的热烈反响并非唯一的回声。
有人欢喜，自有人不爽。
路川那边，自《南京！》惨淡收场后，倒是异常沉寂。
仿佛一场倾盆大雨浇灭了他所有的气焰，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导演就此悄无声息。
业内传闻纷纷，有人说他因惨败而“道心破碎”，闭关不出；
也有人猜测，是背后震怒的投资方施压，强制他“禁声”。
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路川自己清楚，李扬也无从得知，更无意深究。
但世界的运转从不因一两个人的沉寂而停止。
每当涉及历史纪念的敏感时刻，总有一些组织和声音会准时冒头，试图刷取存在感，搅动浑水。
这一次，也不例外。
点映尚未完全结束，外务省方面便通过特定渠道表示“严重关切”。
他们煞有介事地担忧《南京照相馆》这样的影片“可能引导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利于地区理解和和平” 云云。
这套说辞，在李扬看来，熟悉得令人发笑。
这种“时间锚点劫持”是他们的传统艺能了。
即在对方重要日子或活动前后制造对立话题、转移视线的手法。
李扬清晰地记得，在他穿越而来的2025年，刚公布9月3日有重大庆祝活动。
次日，岛上媒体便集中炒作所谓的“苏州日本母子遇袭案周年”，硬生生将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包装成国内“排外主义抬头”的象征。
相关话题微博阅读量被硬生生推至2.3亿次，其中72%的传播峰值诡异地在凌晨2-4点出现，明显符合机器水军作业特征。
如今看到外务省这熟悉的操作，李扬内心只有四个字：“关你屁事！”
然而，外务省的“工作”并非全无效果。
在其定调之后，国内舆论场中很快便冒出了一些看似“理性”、“反思”实则经不起推敲的杂音。
其中，一位名叫茅于四的“知名学者”“知名专家”便在颇具影响力的《环宇视野》杂志上发表专栏文章。
题为《纪念与反思：超越战争的二元对立》。
文中，他看似公允地写道：
“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队和百姓都是无辜的，他们对于战争是没有责任的。”
“他们的战死是因为上了战争罪犯的当，而且大多数都是被迫送死的。”
“我们要纪念战胜国的阵亡将士，同样的应该纪念战败国的阵亡将士。”
“这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的人性。”
（以上文字，摘自茅先生原文。）
李扬读到这些文字时，一股难以言喻的荒谬感和愤怒涌上心头。
什么样的人，才会对侵略者使用“牺牲”二字？！
什么样的“人性”，要求受害者去共情加害者？
这模糊了侵略与反抗、正义与邪恶的界限！
在2007、2008那个年代，此类打着“理性”、“普世”旗号，实则混淆是非、暗藏私货的“专家”、“公知”不知凡几。
他们活跃在各类媒体平台，贩卖着扭曲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很难说这些所谓的“公知”、“专家”与外务省有没有直接关联。
但李扬想起后世有人整理披露的信息，了解相关操作模式的人自有判断。
外务省是个什么机构？
它是日子人为了系统性美化历史、淡化罪责、输出自身价值观而设立的关键机构。
他们称“卢沟桥事变”为“日中两军武力冲突”。
他们长期通过“国际交流基金会”等平台，资助国内学者、媒体人、艺术家赴日考察，并要求其回国后传播“日子正面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内舆论。
例如，那位以“少女作家”成名的蒋某，就曾公开承认获得此类基金会24万元资助，其后出版的《东京一年》中不乏对日本的美化描述。
又如，某大学教授何某曾撰写《日本法官为什么从不**》等文章，将日子司法体系理想化，选择性忽略其自身问题。
他们擅长植入特殊标签，建立认知污染体系。
甚至在“绿皮火车禁烟”等社会议题讨论中，也会刻意植入“女权主义”、“压缩男性空间”等对立标签。
将简单的公共政策讨论异化为激烈的性别战争，以此分化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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