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陕西北部一个被层层黄土山塬紧紧包裹的村子里度过的,由爷爷一手带大。
记忆里,父母的印象是模糊的,他们像候鸟一样,只在年关短暂地回来一趟,留下些微薄的钱和几句嘱咐,便又匆匆南下,融进远方那座我从未见过的、据说能长出高楼和工厂的城市。
家里的土坯房,常年只有爷爷、我,还有那头叫“老黑”的牛。
老黑是头老黄牛,之所以叫老黑,是因为它那双温顺的大眼睛周围长着一圈黑毛,像戴了副眼镜,显得格外忠厚。
它是家里最值钱的活物,是爷爷犁地、拉车的伙伴,也是我沉默的玩伴。
奶奶走得早,照片挂在墙上,是个眉眼慈祥的陌生女人。爷爷很少提起她,只是有时喝点自酿的米酒,会对着照片发一会儿呆。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和老黑,就是我全部的天地。
那年初秋,天高气爽,农忙刚过。一天傍晚,我照例去村后“歪脖子柳”那儿牵老黑回家。
可走到近前,心里咯噔一下——柳树桩上,只剩下一截被磨得毛糙的断掉的麻绳。老黑不见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砸中,我顿时慌了神。丢了老黑,这个家可怎么办?我连滚带爬地跑回院子,带着哭腔喊:“爷!老黑……老黑没了!绳……绳子断了!”
爷爷正坐在门槛上修补一个箩筐,听到我的话,手一抖,篾片划破了手指。
他猛地站起身,脸上的皱纹在暮色里显得更深了,像干涸的河床。“啥时候的事?在哪儿丢的?”他的声音急促,但并没有太多慌乱,多年的孤寂与黄土生活,磨砺出了他一种近乎本能的镇定。
“就……就在歪脖子柳那儿!我下午去看还好好的……”我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里充满了自责。
爷爷没再说什么,转身进屋翻找起来。不一会儿,他拿着一支备用的火把和火柴走出来,又拎起他那根磨得油光发亮的枣木棍。“走,去找。这老伙计,许是馋那坡上的草,跑远了。”他的语气尽量放得平静,像是在安慰我,也像是在安慰自己。
那时太阳已经完全落山,最后一丝天光正被潮水般的黑暗吞噬。远处的山峦变成了巨大而模糊的剪影,像是匍匐的巨兽。村庄里零星亮起灯火,那是别人家的温暖,与我无关。
爷爷划亮火柴,“噗”的一声,橘红色的火焰升腾起来,驱散了我们身边一小圈的黑暗。
火焰燃烧松脂,发出“噼啪”的轻响,带着一股焦糊又辛辣的气味。火把的光不稳定地跳动着,我们的影子便被拉得忽长忽短,扭曲着投射在身后的土路上,像两个笨拙而诡异的鬼魅,紧紧跟随着我们。
“跟紧我,别乱看。”爷爷低声嘱咐,他的声音在火把的噼啪声里显得有些飘忽。我紧紧抓着他的衣角,仿佛那是唯一的依靠。
我们先是沿着老黑平时可能去的草坡寻找。爷爷不时停下,蹲下身,凑近火把的光,仔细察看地上的痕迹。黄土路上,蹄印杂乱,很难分辨。
“爷,能找到吗?”我带着哭腔问,心里想着远方的父母,要是他们知道我把牛弄丢了……一定会很着急。
“能。”爷爷头也不回,声音低沉而肯定,“老黑认路,也认家。许是被啥东西惊了,跑岔了道。你看这蹄印,”他指着一处相对清晰的印记,“这是往北沟方向去的。”
北沟?我的心猛地一沉。那是村子背后一条深切的黄土冲沟,沟深林密,地形复杂。关于北沟,村里流传着许多邪门的说法,都说那里阳气不足,有不干净的东西。白天去尚且觉得阴气森森,更别提这深更半夜了。
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抓爷爷衣角的手更紧了。“爷,去北沟啊?”
爷爷沉默了一下,火光照亮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他的眉头紧锁着。“蹄印指着这儿,就得去。畜生比人金贵,丢了它,开春的地谁犁?拿啥供你读书?”他的理由很实际,带着庄稼人特有的质朴和艰辛,但我听得出,他语气里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这个家,太需要老黑了。
我们离开了村路,开始沿着一条陡峭的羊肠小道往沟里走。
火把的光在这里显得更加微弱,只能照亮脚下几步远的地方。两旁是高大的黄土崖壁,被风雨侵蚀出千奇百怪的形状,在跳跃的火光下,那些凹凸的阴影时而像狰狞的鬼脸,时而像潜伏的怪兽。
夜风吹过沟壑,发出“呜呜”的声响,不像风声,倒像是某种低沉的呜咽,从黄土的深处渗透出来。
空气越来越凉,是一种沁入骨头的阴冷。四周安静得可怕,连夏虫的鸣叫都消失了,仿佛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活物都噤了声。只有我们的脚步声、火把的燃烧声,以及我那越来越响的心跳声。
走着走着,爷爷突然停下了脚步。他举起火把,往前探照。前面的小路分成了两条,一条继续沿沟边向前,另一条则拐向一个更窄、更深的岔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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