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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忠年，那个拨算盘珠子比永海还快、手指灵巧得令人咋舌的少年，却总在算术考试中屡屡失利，令人惋惜不已。
此刻，他正被田老师叫到讲台前，脸上泛着羞涩的红晕。
黑板上，老师写着几道应用题，光是看题目，便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难度。
姬忠年的脸涨得通红，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破旧裤子上的洞，心里既紧张又羞愧。
老师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姬忠年！抬起头来！说说你怎么想的？
‘生产队有谷子五担，每担一百二十斤，分给社员，每人十五斤，能分给多少人？’这题多简单啊！”
田老师用那坚定的语气敲着黑板，似乎要把题目变成一道明亮的光，照亮这少年的迷茫。
姬忠年嘴唇颤抖着，嗫嚅着像蚊子似的：
“五担……一担一百二……那就是……五……五乘一百二……是六百斤……六百斤……分给一人十五斤……”
他掰着手指头，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心中那点点希望也在逐渐消散。
“那……那不就是……六百……除以十五……等于……六十……五十？”
他小心翼翼地报出一个数字，自己都觉得不对劲，声音越发细微。
教室里顿时响起一阵压抑而不失讥讽的笑声，似乎在嘲笑这个少年笨拙的答题。
田老师眉头一皱，怒气腾腾，用教鞭重重敲击桌面：
“胡扯！五担谷子，每担一百二十斤，总重六百斤！每人分十五斤，六百除以十五是多少？
难道不是四十吗？
你的算盘好在哪里？
你的灵巧在哪里？
怎么一到算题上就抓瞎了？”
她指着另一道题，语气变得严厉：
“还有这个，‘向阳生产队去年亩产稻谷三百五十斤，今年计划增产百分之十，今年亩产多少？’
这还用想？三百五，加三十五，三百八十五嘛！你怎么算成三百九十五呢？
姬忠年低着头，脸涨得像煮熟的虾子，羞愧得无地自容。
课后，他一脸沮丧地回到座位，把书本重重地摔在桌上，低声嘟囔：
“算账跟这书本上的弯弯绕绕，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爹让我去集上卖鸡蛋，四分一个，十一个多少钱，我算得又快又准！
这破题……全是坑人！”
他的抱怨中满是对书本知识“无用”的愤懑，也是不甘心自己在这“河西”般的现实中，所掌握的那些实用技能的坚决扞卫。
坐在前排的田慧法，那个家里开着大队代销点、兜里总是塞满零食的胖小子，此刻正面临一场小测验。
试卷一发下来，永海便看见他那肥厚的后背瞬间绷紧，像一张拉满的弓。
不到十分钟，一股淡淡的燥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
田慧法脸色苍白，身体微微颤抖，凳子底下一滩深色的水渍正慢慢扩散开来。
他死死低着头，恨不得把整个脑袋都缩进衣领里。
每次考试，似乎都成了他无法逃避的“酷刑”。
家里那代销点的“河东”生活虽说丰裕，但丝毫不能缓解他面对试卷时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与羞辱。
他手中的那些五颜六色的糖果、诱人的糕点，此刻都变成了无声的嘲讽，像一只只看不见的眼睛，盯着他那无助的身影。
姬永海、庞四十、姬忠年、田慧法，这几位一个生产队，前后庄从孩提时一起嘻笑、打骂、玩安、年龄相仿，一起长大的小男孩。
被无形的命运之手推搡着，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却各自背负着不同的“枷锁”。
他们在通往“河东”或深陷“河西”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唯有面对永海时，这些在老师眼里或笨拙、或古怪、或怯懦的孩子，眼神中才会流露出一种近乎崇拜的信服。
永海能解开那些令人头疼的题目，能帮他们应付作业。
更重要的是，他从不嘲笑田慧法的“尿裤子”，也不鄙视庞四十的“文盲”，更不像别人那样笑话姬忠年“榆木疙瘩”。
在他们模糊的认知里，永海仿佛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带领他们穿越知识的迷雾，或许还能靠近那一线微光的“河东”。
星期天，是永海最期待的日子。
天刚蒙蒙亮，他就早早醒来，不用母亲催促，自己麻利地穿好衣服，揣上母亲特意为他准备的小布袋——
那是用来从外婆家带东西回来的。
外婆家在邻村，沿着南三河往下游走三四里地。
外公曾是个经营布匹的生意人。
集体化后开布店。
人民公社会化后他在本公社各集市开商铺。
作为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当时的政策也是允许的。
再后来，他又做走村串户的货郎。
在那个管得很严的年代，他像个在夹缝中穿行的影子。
凭着一点祖传的“关系”和小心翼翼的“打点”。
让家里的日子比邻里多了几分油水。
但这在当年也是不占主流，不予提倡，存在风险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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