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范仲淹:“对外事别硬接”,抓“体面与责任”比“死守流程”更重要
苏轼:拒金塔“不拒国”,避外交坑
高丽僧人寿介递上文书,说“出发那天,我国国母让我带着金塔,来给大宋皇帝祝寿”。苏轼看到文书后,悄悄上奏朝廷说:“高丽这次做事既草率又无礼,如果朝廷收下金塔却不回礼,或者回礼很轻,他们会以此为借口挑事;要是收下后回重礼,就是用贵重礼物回应他们无礼的馈赠,太不划算。”
苏轼接着说:“我已经一边让下属把文书退回去,一边跟寿介说‘朝廷纪律严明,地方官员不敢擅自上奏这类事’。我猜这僧人肯定不肯罢休,一定会说‘这是本国派我来献寿的,现在不上奏,我回国后会受重罚’。”
“我打算在他的文书后面批示:‘州府没接到朝廷旨意,你们国家也没正式公文,没法上报,你拿着文书回国,跟你们朝廷说清楚就行。’这样处理,只是我地方官的个人安排,不算朝廷拒绝他们的献礼,看起来会稳妥很多。”
范仲淹:焚悖书“护朝廷”,担责任
范仲淹担任延州知州时,写信给元昊,向他说明利害关系。元昊回信却态度傲慢、言辞无礼。范仲淹详细上奏了元昊的情况,却把那封无礼的信烧了,没交给朝廷看。
吕夷简对宋庠等人说:“臣子不能私自和外国通信,范仲淹怎么敢这么做!”宋庠以为吕夷简是真的要严惩范仲淹(边批:无耻小人!),就说“范仲淹该杀”。
范仲淹上奏辩解:“我一开始听说元昊有悔意,所以写信劝他。后来恰逢任福战败,元昊势力更盛,所以回信才这么无礼。我觉得,如果让朝廷看到这封信却没法征讨他,受辱的是朝廷;所以我当着下属的面烧了信,要是朝廷从头到尾不知道这事,那受辱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当时杜衍担任枢密副使,极力为范仲淹争辩。最终朝廷罢免了宋庠的官职,让他去扬州任职(边批:真丢人!),而范仲淹则没被追究责任。
对外事的核心是“护朝廷体面、避被动麻烦”,两人做法不同,目标却一致!
苏轼面对高丽“无礼的献礼”,不直接拒绝让对方没面子,也不贸然上报给朝廷添麻烦,用“地方官无权”的理由巧妙挡回,既守住了朝廷规矩,又没引发外交矛盾;范仲淹面对元昊“无礼的回信”,不把难题丢给朝廷,宁愿自己担“私焚书信”的风险,也要护住朝廷的尊严。两人都没被“该不该报、该不该交”的表面问题困住,始终把“朝廷利益和体面”放在第一位,比盲目守规矩或硬刚更显智慧。
苏轼和范仲淹的智慧,在于看透“对外事的关键不是‘接不接、交不交’,是‘会不会让朝廷被动、丢体面’”:苏轼拒的是“无礼的麻烦”,所以用“地方官无权”挡回;范仲淹焚的是“让朝廷受辱的证据”,所以宁愿自己担责。很多时候,处理涉及外部的事,别只盯着流程或规则,多想想“会不会让集体(公司、团队)被动、丢面子”,再选“护集体、担责任”的做法,才更稳妥。
【管理智慧】
一、苏轼的“软拒逻辑”:不把难题甩给朝廷,用“地方权限”堵死尴尬
苏轼任地方官时,高丽僧人寿介拿着文书找上门,说“出发前,我国国母让我带金塔来给大宋皇帝祝寿”。苏轼一看就犯了嘀咕:这事儿看着是“献礼”,实则是坑——
要是朝廷收了,不回礼或回礼轻,高丽会说“大宋看不起我们”;要是回礼重,等于用贵重礼物回应人家“随便派个僧人来送塔”的轻慢,太不划算;可要是直接拒,又落个“大国没气度”的话柄。
苏轼没急着把文书往京城递,反而悄悄给朝廷写密奏:“高丽这事办得太敷衍没礼貌,我已经先让手下跟寿介说‘朝廷规矩严,我们地方官没资格擅自上奏’,把他怼回去了。我猜这僧人肯定不罢休,会说‘是本国派我来的,不奏上去我回国要受罚’。到时候我就在他的文书上批‘州里没接朝廷圣旨,你们国家也没正式公文,没法上报,你拿着文书回去复命吧’——这样都是我地方官的操作,不算朝廷拒绝,既没驳高丽面子,又没让朝廷为难,稳得很。”
他的核心思路是“把‘朝廷要不要收’的大难题,变成‘地方有没有权限’的小问题”——自己扛下“拒奏”的责任,不让朝廷陷入“收与不收”的尴尬,既护了朝廷体面,又没给对方挑理的由头。
当代案例:分公司拒“合作方要总公司高层站台”,用“权限”挡坑不甩锅
某公司华东分公司,合作方突然说“想请总公司CEO来我们的客户答谢会站台10分钟,撑撑场面”。分公司经理老张一琢磨:这事儿是坑——
要是让CEO来,CEO日理万机,10分钟站台不值当,还可能被合作方“绑定”,以后天天要高层出面;要是不让来,合作方会说“分公司没本事请动高层,不重视我们”,影响后续合作;要是直接把需求报给总公司,总公司要么为难(同意吧麻烦,拒绝吧伤合作),要么怪老张“这点事都搞不定,还甩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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