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初定安济策,深宫又议钱谷经。
新泉欲铸通宝字,旧弊须除豪右名。
荆南授田归甲士,海舶抽税启商瀛。
莫道格物唯机巧,渠车如水润农耕。
公元238年,肇元二年春。
长安城关于“失心之症”与法理人情的风波渐息,南郊安济坊的工地日渐繁忙,夯土垒墙之声,似为这座古都奏响一支新的变奏曲。然未央宫中,年方而立的皇帝刘禅并未沉湎于初试锋芒的成功的喜悦,他的目光已投向更为深远、关乎国本之处——经济之制。
春雨初晴,暖阳透过窗棂,洒在宣室殿的漆案地图之上。刘禅屏退寻常侍从,只留丞相诸葛亮、尚书令蒋琬、新任大司农秦宓等寥寥数臣。案上铺开的,并非军事布防图,而是一幅精心绘制的《大汉盐铁漕运及主要物产分布略图》,旁边更摊放着数卷帛书,封面正楷书写:《鼎新革故策:大汉隆兴治世宏纲六卷·卷三·经济体系:汉元通宝,农商并兴》。
“安济之事,暂告段落。然国之大者,在祀与戎,更在民食货殖。”刘禅指尖轻点图上纵横交错的漕运线路与矿冶标记,声音沉静,“相父,诸卿,近日朕反复思量此卷所陈,以为经济之革,其时至矣。”
诸葛亮羽扇轻摇,颔首道:“陛下圣虑深远。克复中原,非独恃兵甲之利,更需府库充盈,民力丰赡。吴魏皆行新钱,我朝沿用汉五铢已久,币制紊乱,私铸猖獗,确需更张。且平定东吴后,土地、人口、匠户皆需重新整合,此正奠定万世基业之机。”
大司农秦宓接口,面带忧色:“陛下,丞相,所言极是。然货币之改,牵一发而动全身。新钱若信用不立,则市井惶惑,易生动荡。且‘抑豪强兼并’一事,更是触动四方豪族根基,恐生抵牾。”
“故需谋定而后动,步步为营。”刘禅目光扫过案上策论,“朕意,此次经济之革,便依此策为基,首重货币,稳固农本,再兴工商。具体细则,诸卿详参。”
于是,君臣几人就在这弥漫着墨香与春天气息的殿内,细细推敲起每一项条款。自午及暮,殿内时而争论,时而沉寂,只闻笔锋划过绢帛的沙沙声,以及刘禅不时提出的、往往切中要害的询问与补充。
令诸葛亮等人暗自惊讶的是,年轻皇帝对经济之事的见解,虽偶有略显“理想”之处,然其核心思路——如货币的统一与信用、以工代赈、引导商业发展充实国库等——竟颇具章法,仿佛早有成算。
他们自然不知,那数次玄妙的“梦境”,早已为刘禅打开了超越时代的视野,虽不能尽数照搬,却提供了明晰的方向与原则。
次日,更大范围的朝会之上,关于经济改革的诏令初稿与丞相、尚书台合议后被抛出,立刻在朝堂引起了不下于此前“安济之议”的波澜。
“铸新钱?还要罚没拒收者家产?陛下,此非与民争利乎?”一位出身颍川的老臣颤巍巍出列。
“兴水利、授降卒田,自是仁政。然‘抑豪强兼并’……陛下,豪强大户,亦是地方基石,若处置过激,恐伤国本啊!”另一位与荆州大族联姻的官员亦是忧心忡忡。
“还有这市舶司抽解海贸税课,前朝虽亦有之,然如此明确立司、定课,是否示朝廷以贪利之象?”
质疑之声不绝。刘禅端坐龙椅,静静听着,待众人稍歇,方缓缓道:“诸卿所虑,朕皆知。然请问,如今市面之上,吴之‘大泉’,魏之‘五铢’,乃至前朝劣钱、私人盗铸之钱,混杂流通,百姓交易,苦不堪言,朝廷征税,亦无标准,此可谓利民乎?”
“豪强兼并,贫者无立锥之地,沦为佃户、部曲,乃至流民。朝廷赋税日蹙,社会根基动摇。昔日黄巾之乱,岂非前车之鉴?此可谓固本乎?”
“至于海贸之利,海舶往来,奇珍异宝,利润何止千万?若无序管理,其利尽归私门巨贾,于国何益?设司定课,取之于商,用之于国,何贪之有?”
他语气平和,却句句直指要害,引经据典之余,更带有一股不容置疑的洞察力。许多原本持反对意见的臣子,细细思量,竟一时语塞。
诸葛亮适时出列,躬身道:“陛下所言,实乃老成谋国之见。经济之革,势在必行。然具体施行,确需谨慎。臣建议,可分阶段推行,先于京畿、益州、荆州等朝廷掌控力强之处试点新钱,水利、授田等事,亦可择地先行。待成效显现,再推及全国。至于抑兼并,可先以清丈田亩、核实户籍为首要,厘清现状,再图缓进之策。”
刘禅从谏如流:“便依相父之言。大司农府、格物院、将作大匠,即日起全力筹备新钱铸造、水利器械制造事宜。尚书台拟定选派干练官员,赴荆州、江东等地,负责授田、清丈之事。另,宣数名国学精于算学、格物的弟子待诏,朕有用处。”
圣意既定,整个大汉的官僚机器开始围绕新的核心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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