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的煤炉快灭了,炉子里的蜂窝煤只剩下一层暗红。李建国捏着搪瓷杯,杯沿的茶渍圈叠着圈,目光死死盯着桌上那张“警员去向登记本”,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老吴不可能是内鬼!”他猛地把杯子顿在桌上,茶水溅出来,在登记本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我带了他十年,他当年抓小偷时替我挡过刀,怎么会跟虎哥那种人渣勾结?”
林砚站在桌对面,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他昨天去城郊走访后,证人王婶的笔录。纸角被他捏得发卷,声音却依旧平稳:“李队,我没说老吴一定是内鬼,但他的去向有问题。”
他把笔录摊开,指着其中一行:“案发当天,老吴登记的是‘去城郊走访证人王婶’,但王婶说,她那天从早到晚都在地里摘棉花,根本没见过老吴。而且,码头派出所的同志说,那天上午十点多,有人看到老吴的自行车停在虎哥情妇家附近的巷口。”
“那能说明什么?”李建国的声音拔高了些,办公室里其他警员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偷偷往这边看,“老吴可能是绕路办事,也可能是看错人了!你不能凭这点就怀疑自己人!”
林砚知道李建国的脾气,老刑警重情义,老吴又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这份信任不是轻易能动摇的。他深吸一口气,走到煤炉边,添了块新的蜂窝煤,火苗“噼啪”一声窜起来,映亮了他脸上的认真:“李队,我比谁都希望老吴是清白的。但虎哥那次能提前逃脱,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我们查了三天,只有老吴的行踪对不上,这不是巧合。”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张纸——那是从市局档案科调出来的“虎哥团伙涉案人员关系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虎哥情妇刘梅的名字:“刘梅家的固定电话,上个月只有两通陌生来电,一通是案发前一天,一通是案发当天上午十点半,通话时间都只有一分多钟,像是在报信。”
“查电话单!”李建国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去邮电局,把老吴家的电话记录调出来,要是跟刘梅家的号码没关系,这事就算了。”
林砚心里松了口气,他知道李建国这是松口了。要在1985年查私人电话记录可不容易,得市局开介绍信,再去邮电局找专门的档案员翻台账——那些记录都用钢笔写在厚厚的牛皮纸本子上,一叠叠堆在阴暗的储藏室里,找起来得费不少功夫。
第二天一早,林砚和苏晓拿着市局的介绍信,骑着自行车去了城南的邮电局。十月的风已经带了凉意,苏晓裹了裹外套,跟在林砚身边:“你说,老吴真的会是内鬼吗?我之前跟他一起出过现场,他看起来挺正直的。”
林砚踩了踩自行车踏板,避开路上的坑洼:“人心隔肚皮。我们做刑侦的,不能凭感觉下判断,得靠证据。”
邮电局的储藏室在二楼,窗户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阳光透进来,能看到空气中浮动的颗粒。档案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戴着老花镜,听完他们的来意,叹了口气:“你们要查的是七月份的记录吧?那得在最里面的架子上,你们小心点,别碰倒了。”
架子上堆满了牛皮纸本子,每本都标着月份和片区。林砚和苏晓蹲在地上,一本本翻找。本子上的字迹密密麻麻,有的还被水浸过,模糊不清。苏晓的手指被纸边划破了,她随便用纸巾擦了擦,继续找:“你看这个,‘7月15日,南州路32号(老吴家地址),通话号码:’。”
林砚赶紧凑过去,拿出之前记着刘梅家电话的纸条——上面写的正是“”。他的心脏猛地一跳,赶紧看通话时间:“上午十点二十五分,通话时长一分二十秒!”
苏晓也瞪大了眼睛:“这时间,刚好是案发前半小时!”
档案员大爷凑过来看了看,咂了咂嘴:“这号码我有印象,是城郊那边的,好像是个女人家用的,之前还来交过话费。”
林砚把这一页的记录抄下来,又让大爷盖了邮电局的公章,才和苏晓匆匆离开。骑车回警局的路上,苏晓突然说:“对了,上次勘查码头的时候,我看到老吴手腕上戴着一个劣质的金属手链,跟虎哥团伙里那些小喽啰戴的一模一样。当时我还觉得奇怪,老吴平时不戴这些东西的。”
林砚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这些线索串起来,老吴的嫌疑几乎已经跑不掉了。
回到警局,林砚直接去了李建国的办公室。李建国正在抽烟,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看到林砚手里的通话记录,他的身体僵了一下,声音沙哑:“结果怎么样?”
林砚把记录放在他面前:“老吴家7月15日上午十点二十五分,给刘梅家打了电话,通话一分二十秒。苏晓还看到,老吴戴过虎哥团伙成员常戴的手链。”
李建国拿起记录,手忍不住发抖。他看了很久,突然把记录摔在桌上,狠狠踹了一脚椅子:“这个混蛋!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带了这么个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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