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刑警破黑局风云 第189章 案件总结获认可

会议开始前，我坐在会议室后排靠窗的位置，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桌角。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手边那份打印好的汇报材料上，纸张边缘被晒得微微发白，像是被时间悄悄吻过。窗外是灰蓝色的冬日天空，几片云慢吞吞地飘着，仿佛也被这座城市的节奏压得喘不过气。空气里还残留着早晨咖啡的香味，混着旧地毯和空调风的味道，安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

赵勇坐在我旁边，衬衫领口松了一颗扣子，袖子卷到小臂，露出洗得发白的一截布料。他手里捏着一支黑色签字笔，在笔记本上来回涂改，写了几行又划掉，眉头轻轻皱着，眼神落在桌面某处，像是在整理什么重要的思绪。我知道他昨晚又熬夜了——前天夜里突袭K-7据点时，他是第一个冲进地下室的人。回来后谁都没多问，可我记得他站在警车边抽烟的样子：烟头一明一灭，映着他脸上那道还没愈合的擦伤。

李悦来得晚了些，抱着笔记本快步走进来，肩上的帆布包晃了一下，差点撞倒门口的绿植架。她动作麻利地把设备接上投影仪，调试画面。屏幕亮起的瞬间，冷光打在她脸上，衬得肤色有些苍白。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轻轻点头。那一眼很轻，却像在说：“我准备好了。”我知道她在等我开场——不只是这场会议，而是我们为“回声计划”努力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真正走到台前。

郑铭坐在主位，翻着手里的文件，神情平静，看不出喜怒。他穿着深灰色夹克，里面是素色高领毛衣，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沉稳。作为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他向来话不多，尤其对这种“非传统警务”项目，一向持保留态度。其他部门的代表也陆续到齐了，政委、技术科、治安大队、法制办……十几个人围坐在椭圆桌两侧，低声交谈。有人翻材料，有人刷手机，还有人盯着PPT封面出神。“回声计划”四个字印得不大，却像一颗埋下的种子，静静等待破土而出。

“下面由陈昭同志，就‘回声计划’专案行动做总结汇报。”主持会议的政委开口，声音不高，但整个房间立刻安静下来。

我站起身，走到前面，打开PPT第一页。屏幕上出现一张照片——徐文芳穿着浅蓝色外套，站在小学门口，身边是个扎马尾的小女孩。背景是清晨的校门口，家长三三两两地送孩子上学，阳光洒在水泥地上，泛着暖意。没有代号，没有编号，只有名字：徐文芳。

会场里原本的低语声戛然而止。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我说，“她是被遗忘的人。”

这句话落下，我能感觉到好几道目光投了过来，有怀疑，也有好奇。我顿了顿，继续说：“三个月前，我们在城西废弃化工厂地下三层捣毁了一个非法拘禁窝点，代号K-7。现场解救了六名受害者，都是长期失踪人员。他们被连接在一种神经映射装置上，持续接受外部信号刺激，用来训练行为模型。”

投影切换到现场照片：昏暗潮湿的地下室，铁架床并排摆放，电线像藤蔓一样缠绕在人的四肢上。受害者瘦得只剩皮包骨，眼神空洞，皮肤上有明显的电极灼痕。有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设备不属于任何已知科研机构或医疗单位。”我接着说，“经技术鉴定，核心算法与境外某个黑市数据交易平台高度吻合。嫌疑人周雄曾任职于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离职后组建地下团队，专门筛选社会边缘人群进行‘人类样本采集’。”

赵勇接过话：“我在火车站片区巡逻两年，见过不少这样的人。冬天冻伤送医，治好了也没人管后续安置，出院第二天又回到桥洞。我们报过几次临时救助，但流程太长，等批下来人早就不见了。”他说得很平静，可我知道他在说去年冬天那个倒在天桥下的流浪汉——抢救三天后去世，身份至今没查清。

有人问：“你们的意思是，警察还要负责社会救助？”

李悦打开她的程序界面，调出“脆弱指数”模型。“我们不是要扩大职责，而是建立预警机制。”她说，“系统只对同时满足三项以上高危条件的人触发提醒，比如连续三个月没领补助、露宿公共场所超过五次、有精神类就诊史但中断治疗。目前模拟测算，全市每月平均触发预警四十七人次。”

她说话不紧不慢，逻辑清晰，每个词都像经过精密计算。她是市局最年轻的算法工程师，三十出头，却已在公共安全数据分析领域干了十年。当初是我把她从省厅借调过来的，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搞技术的不懂一线疾苦。可她用了三个月跑遍全市十二个街道救助站，亲手整理上千份档案，才建成了这个模型。

“然后呢？警察上门送棉被？”治安大队的老张语气带着质疑。他五十多岁，作风硬朗，一直认为警察的任务就是抓贼破案。

“不是送棉被。”我说，“是核实情况，协助联系民政、卫健或街道。哪怕只是确认他还活着，知道他需要帮助，就够了。周雄团队能精准锁定目标，是因为他们知道哪些人不会被人找。如果我们先一步介入，就能打破他们的筛选逻辑。”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