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4年1月16日,星期五。汉东的夜晚,气温已降至冰点以下,呼啸的北风卷着湿冷的寒气,抽打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寻常的冬日夜晚,但对于蛰伏在汉东省政治地表下的巨大能量而言,今夜,将是临界点。
晚上九点,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幕占据了整面墙壁,分割成数十个监控画面,重点区域的光标不停闪烁。与往常相比,今夜中心的气氛格外凝重。值班人员数量增加了一倍,每个人都紧盯着自己面前的屏幕或通讯设备,低声而急促地交换着信息。空气仿佛凝固,只有设备运行的嗡鸣和偶尔响起的加密频道通话声,提示着某种不寻常的行动正在进行。
祁同伟没有坐在自己的厅长办公室,而是坐镇指挥中心隔壁的应急决策室。他身着警服常服,肩章上的警徽在冷白灯光下反射出坚硬的光泽。面前的多功能控制台上,显示着与主屏幕同步的信息,以及几条独立的加密通讯线路。他的表情异常冷静,眼神锐利如鹰,不断听取着各条战线的汇报,并下达简洁明确的指令。
“报告厅长,01区域(大风厂周边主干道)巡逻密度已按计划加强,未见异常大规模人员聚集。”
“报告,02区域(重点娱乐场所及赵氏相关产业附近)监控未发现目标人物(赵瑞龙、杜伯仲)车辆动向。”
“报告,应急处突一队、二队已按预定方案,在指定集结点隐蔽待命,状态良好。”
每一个汇报,都让祁同伟对棋盘的现状多掌握一分。他精心部署的“隔离墙”正在悄然筑起。他的核心战略清晰而冷酷:让赵瑞龙的打手和护厂工人发生冲突,但必须将冲突规模控制在“可控范围”内——既要足够激烈,足以成为引爆舆论、扳倒赵家的重磅炸弹;又不能彻底失控,造成大规模死伤,导致自己背上维稳不力的重责。这无异于在悬崖边上走钢丝。
“继续监控,保持静默。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大风厂核心区域。重复,不得进入核心区域!”祁同伟对着麦克风,再次强调了最关键的命令。他要让冲突发生,但绝不允许警方在第一波冲击中直接卷入。他要扮演一个“反应迅速、处置果断”的救火队员,而不是冲突的参与者。
几乎在同一时间,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办公室。侯亮平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他刚刚结束与北京方面的加密通话,上级指示明确:密切关注汉东动态,特别是与大风厂、山水集团相关的线索,但要讲究策略,证据确凿方可行动。
侯亮平的直觉告诉他,今夜不同寻常。他派出的外线侦查员反馈,大风厂周边气氛紧张,工人情绪激动,同时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社会车辆在远处徘徊。而公安厅那边,虽然表面平静,但内部通讯频率明显增高,显然有重大行动部署。
“祁同伟……你究竟在做什么?”侯亮平盯着窗外漆黑的夜空,眉头紧锁。他绝不相信祁同伟会真心保护工人利益。这种大规模的警力前置部署,更像是在“等”什么事发生。是等着冲突爆发后收拾残局?还是……另有所图?他拿起内部电话,接通了副局长吕梁:“老吕,让我们的人再往外围撒开一点,盯紧所有进出大风厂区域的可疑人员和车辆,特别是……注意记录现场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尤其是警方出现的时间和方式。” 他需要最客观的记录,以判断祁同伟的真实意图。
与此同时,位于市郊的某豪华私人会所“澜庭”内,却是另一番景象。赵瑞龙裹着厚厚的睡袍,斜靠在真皮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价格不菲的洋酒和雪茄。杜伯仲垂手站在一旁,脸色却不像主子那么轻松。
“龙哥,下面兄弟汇报,厂子那边工人守得挺紧,人不少。而且……外围好像有警察的车在转悠。”杜伯仲低声说道,语气带着担忧。
“警察?”赵瑞龙嗤笑一声,吐出一个烟圈,“祁同伟摆摆样子罢了!他敢拦我?给他十个胆子!他那个厅长的位置,当初要不是我爹……哼!” 他脸上满是不屑,“告诉下面的人,按计划行动!速战速决!我要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大风厂那块地已经平了!谁挡路,就给我碾过去!出了事,我兜着!”
他的狂妄源于长期以来权力不受制约的惯性,也源于对祁同伟仍受制于赵家的错误判断。他根本意识不到,或者说拒绝相信,祁同伟早已不是他能够随意驱使的棋子,甚至已经将他和他的家族,视为了需要清除的障碍。
“是,龙哥!”杜伯仲不敢再多言,立刻拿出手机下达了行动指令。
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大风厂厂区内。废弃的厂房在寒风中矗立,如同巨大的黑色墓碑。数百名工人和家属,在工会主席郑西坡等人的组织下,聚集在厂区空地和主要厂房门口。他们点起了篝火,火光映照着一张张饱经风霜、写满焦虑和决绝的脸。老人们裹着厚厚的棉衣,妇女们紧紧拉着孩子,青壮年工人们则手里拿着铁棍、木棒,甚至自制的燃烧瓶,眼神中充满了保卫最后家园的悲壮。他们知道有人要来强拆,他们无处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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