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十八年春至三十年,炎汉王国在谨慎应对南方乱局的同时,来自西洋的好消息与国内日益稳固的统治,共同勾勒出一幅海陆并举、根基渐深的壮阔图景。
来自“新洛阳”的信使,历经数月艰险航行,终于抵达瀛洲,随后消息又被快船传回炎汉王都“洛阳”。
甘宁的奏报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西征大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其一是“新洛阳”据点已然稳固。在击退了数次沿岸部落的大规模联合进攻后,汉军凭借坚固营寨和火力优势站稳了脚跟。
他们开始与一些较为友好的沿海部落建立了初步的贸易关系,用铁器、布匹换取当地的黄金、象牙和一种名为“胡椒”的珍贵香料。
其二是有了重要的发现,一支由甘宁副将率领的内陆探险队,沿着大河(冈比亚河)逆流而上近千里,终于接触到了一个被称为“加纳”(Ghana,或以其雏形为原型)的强大黑人王国。
这个国家控制着巨大的黄金和食盐贸易,其国王居住在拥有巨大土城墙的都城,臣民众多,军队庞大。
甘宁在信中描述:“加纳之王,坐于黄金之上,其武士执长矛金盾,威仪不下于阿克苏姆之君。”
双方进行了初步接触,充满了好奇与警惕。加纳人对汉人的丝绸、瓷器和钢铁武器极为感兴趣,而汉人则震惊于其庞大的黄金储备。
他建议,帝国应尽快派遣更高级别的外交使团,携带重礼,与加纳王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和贸易关系。
甘宁强调,若能打通与加纳的稳定商路,其黄金流入帝国,将极大地增强帝国的财力。同时,他也警告,加纳军力强大,且对陌生人抱有戒心,不可力取,只可智联。
这意味着,帝国在西洋的开拓,从一个单纯的探索和占领沿海据点的阶段,进入了与内陆强大文明接触、博弈的新阶段。
在南方阿克苏姆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内乱,意外地成为了刘备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催化剂。
这场内乱的爆发,虽然起初给炎汉王国的统治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最终却在一系列巧妙的应对措施下,转化为了加强内部凝聚力和提升统治合法性的机遇。
张飞在边境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有限但高效的军事行动。他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平息了叛乱,恢复了当地的秩序。
张飞的军事才能在这次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汉军的威武和纪律严明的形象也深入人心。
这一系列行动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叛乱的蔓延,更向国内外展示了汉军的强大实力,使得任何潜在的叛乱势力在考虑行动时,都不得不深思熟虑其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
与此同时,炎汉政府对阿克苏姆难民的处理方式,也体现了其仁政的治国理念。政府不仅为难民提供了必要的救济和庇护,还通过细致的甄别工作,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这种既有人道关怀又不失严谨的政策,赢得了难民的感激和信任,同时也为炎汉王国网罗了一批未来可能有用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加入,不仅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徐庶,作为刘备麾下的智囊,对阿克苏姆难民的妥善处置做出了极大贡献。通过救济与甄别,不仅展现了政府的“仁德”,还为国家积累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徐庶还建立了“阿克苏姆档案”,这是一个专门记录难民信息和才能的档案系统。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得到妥善安置,这个档案系统也逐渐充实起来,为政府选拔和培养人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通过这种方式,炎汉王国不仅赢得了境内归附民众的好感,还为国家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方面,经过数年的调整,三角洲的经济改革显露出显着的成效。官仓充盈,市场繁荣,新式农具和水利的推广使得粮食产量稳步增长。
具体来说,这些新式农具包括了高效的犁、简易的播种机等,这些工具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减少了人力需求。
同时,水利设施的改善,如灌溉系统和防洪工程的加强,确保了农田在干旱和洪水季节都能得到充分的水源供应,从而保障了农作物的稳定生长。
此外,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的农业政策,比如组织互助社、减免税收和提供农业技术培训,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们开始采用科学的种植方法,比如轮作和间作,这些方法不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还增强了土壤的肥力。
尽管土地兼并等问题依然存在,但总体上,民众的生活水平较之前有显着提高,社会矛盾得以缓和。
土地兼并问题虽然导致了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但政府也采取了措施,帮助这些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或者转型到其他行业。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如制造业和服务业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矛盾降到了最低,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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