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十五年秋至十七年夏,近两年的时间里,炎汉王国进入了关键的内部建设期。
刘备采纳徐庶之策,暂缓大规模军事扩张,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彻底消化与巩固中。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关乎王国能否真正扎根于此,而非无根之萍。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徐庶深知,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没有什么比让人民吃饱肚子更重要。来自中原的农官和水利工匠被委以重任。
在古埃及原有灌溉系统的基础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清淤河道,修复被战火破坏的堤坝和水渠。
更重要的是,引入了中原的龙骨水车、翻车等更高效的提水灌溉工具,并开凿新的引水渠,将尼罗河水引到更偏远的土地。
强制推广牛耕和铁制农具,取代当地落后的木石农具。将带来的耐旱作物种子与本地高产作物(如小麦、大麦)结合种植,提高复种指数,并尝试引种带来的桑苗,为未来的丝绸业打下基础。
短短两年,三角洲的农业产量实现了成倍增长。
新建的官仓中堆满了粮食,不仅满足了本土军民所需,更有余粮储备,为未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大量移民和归附的土着被安置在土地上,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一座座汉式城池如同坚固的基石,在三角洲拔地而起。
在原新野城的基础上,按照中原州府规格进行大规模扩建,城墙加高加厚,城内规划出宫城区、衙署区、市坊区、民居区,引水入城,遍植树木,初具帝都气象。
历山郡(原亚历山大郡)等郡治所在原有聚落基础上,修筑夯土或砖石城墙,建立官署、军营、粮仓和市场,成为区域统治核心。
在战略要地、交通枢纽、边境地区,修建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军堡和烽燧,驻守少量兵力,形成有效的控制和预警网络。
这些城池不仅是军事堡垒,更是汉文化的传播中心。走在“洛阳”的街道上,可见汉式屋檐、汉字招牌,听到中原官话,仿佛置身于万里之外的故土。
文化同化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刘备和徐庶对此不遗余力。
他在“洛阳”设立“炎汉太学”,在各郡县设立“官学”,强制要求归附的部落酋长、贵族子弟入学,学习《论语》、《孝经》等汉文经典,以及汉语拼音和标准音。优秀者甚至可选送至神州帝国本土深造。
道教的传播更是如火如荼,张鲁派来的道士们活跃于城乡之间,建立道观,将老子奉为至高神,同时巧妙地将当地对太阳、尼罗河的原始崇拜解释为对“天道”、“水德”的敬畏,纳入道教神灵体系,减少了传播阻力。
道观不仅进行宗教活动,还往往兼施医药,教授简单的汉字和算术,深得底层民众好感。
颁布《炎汉律》,以神州律法为基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稍作调整,但核心原则不变。严厉惩处部落仇杀、巫术害人等旧俗,逐步建立起汉法的权威。
建安十七年夏,帝国的第三批支援船队抵达亚历山大港。这次带来的不仅是更多的移民和物资,还有来自神都洛阳的新闻。
钦差向刘备展示了最新的“天启舆图”,上面标注着其他几位王爷的进展:
在遥远的唐洲西海岸,唐汉王曹植的势力已经悄然崛起。他不仅在那片土地上建立了数个坚固的据点,而且已经开始与当地的“印加”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
这些接触既有和平的贸易往来,也有紧张的外交谈判,甚至偶尔还会有小规模的冲突。
曹植的据点成为了他探索新大陆、扩张势力范围的桥头堡,而他与印加人的互动,无疑将影响着整个唐洲未来的政治格局。
与此同时,在明洲西部,明汉王世子赵广的扩张行动如同破竹一般势不可挡。他不仅巩固了已有的领土,还发现了一条巨大的内陆河流——密西西比河。
这条河流的发现,对于赵广来说,不仅是地理上的重大发现,更是战略上的巨大优势。
他计划沿着这条河流建立一系列的贸易站和军事据点,以确保对这条生命线的控制。
赵广的雄心壮志和明洲西部的富饶资源,预示着这里将成为未来各大势力争夺的焦点。
而在遥远的西亚,商汉王周不疑的军团正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争。他们与波斯残部及新兴的萨珊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尽管进展缓慢,但周不疑的军团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精良的装备,稳步推进,逐步扩大着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文化和宗教的碰撞。
周不疑深知,要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就必须在军事征服的同时,赢得当地人民的心。
因此,他的军团在战斗之余,也积极地参与到当地的重建和治理中,努力为这片饱受战乱的土地带来和平与繁荣。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皇帝王韧深知国家的安危系于一线。他坐在金碧辉煌的御书房内,手中握着一支笔,沉思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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