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宋朝 第2章 黄昏与黎明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末。

哲宗皇帝赵煦的灵柩停放在福宁殿，梓宫前的长明灯摇曳不定，如同此刻飘摇未定的国事。尽管新君赵佶已遵遗制（实为向太后主导的决议）在哲宗灵前即位，改元“建中靖国”，但谁都知道，真正的权力，暂时还掌握在保慈宫那道珠帘之后。

新帝登基后的第一次常朝，气氛微妙得紧。

十八岁的赵佶坐在宽大的御座上，身形尚显得有些单薄，那身繁复的十二章衮服似乎比他的人更要沉重。他努力维持着庄重的仪态，眼神却不时地飘向左侧那道垂下的珠帘。帘后端坐的，是决定了他能否坐上这张龙椅的嫡母——向太后。

而丹墀之下，以章惇为首的重臣们，行礼如仪，山呼万岁，但每个人的眼角余光，都或明或暗地扫向那道帘子，以及御座上那尚显青涩的新君。

“众卿平身。”赵佶的声音清朗，带着一丝刻意压制的沉稳。

繁琐的礼仪过后，向太后的声音从帘后传来，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大臣耳中：“皇帝新立，年号‘建中靖国’，意在消弭党争，安定社稷，与民休息。此乃先帝之愿，亦是哀家与皇帝之本心。”

这番话，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消弭党争”？“与民休息”？所有大臣，尤其是章惇一系的“新党”干将，心头都是一凛。这几乎是在明示，太后和皇帝要改变哲宗皇帝“绍述”新政、严厉打压“元佑党人”的既定国策了！

章惇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花白的眉毛紧紧拧在一起，出列躬身，声音依旧硬邦邦的：“太后，陛下！臣以为，国是早定于先帝神宗熙宁年间，哲宗皇帝绍圣继之，方有今日局面。若言‘消弭’，恐生反复，动摇国本！”

他的话，直接顶了回去，毫不客气。殿内气氛骤然紧张。

帘后的向太后沉默了片刻，似乎并不意外章惇的反应。她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多了一份不容置疑：“章相公，国事艰难，当以和为贵。元佑、绍圣以来，士大夫相互倾轧，攻讦不休，非国家之福。皇帝仁厚，欲调和两宫（指神宗向后与哲宗生母朱太妃），持平用中，此乃圣德。望诸臣工，能体察圣意。”

“调和两宫”，“持平用中”——这八个字，政治信号再明确不过。这是要向被章惇打压的“旧党”或者说“元佑党人”示好，至少是部分放宽对他们的禁锢。

曾布立刻出列附和：“太后、陛下圣明！建中靖国，正合时宜。臣以为，当广开言路，收纳人才，无论其昔日政见如何，凡有才德者，皆可为国所用！”

曾布此言，既迎合了太后，也隐含了趁机扩张自己势力的意图。他与章惇虽同属“新党”，但早已面和心不和。

章惇孤立地站在朝堂中央，看着曾经的同僚们纷纷转向，或明确支持，或默不作声。他知道，属于他章惇的时代，随着哲宗的驾崩和向太后的垂帘，正在急速落幕。他那句“端王轻佻”的断言，不仅未能阻止新帝登基，反而彻底得罪了帘后听政的太后和御座上的新君。

他闭上了眼睛，深吸一口气，不再言语。但那紧绷的下颌线和微微颤抖的双手，显露出他内心极不平静。

新帝赵佶，自始至终，没有对章惇的诘问做出直接回应。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将目光投向帘后，似乎在学习和观察，这位嫡母是如何驾驭这群老谋深算的臣子的。他看到了太后的坚定，也看到了章惇的固执与孤立，更看到了朝臣们的见风使舵。这无疑是他亲政前，最生动也最深刻的一课。

退朝之后，诏书一道道颁下，印证了朝堂上的风向。

首先是一道“求直言诏”，鼓励天下士民上书言事，指陈政令得失。这仿佛是元佑初年的重演，立刻在士林中激起了巨大反响。

紧接着，便是对“元佑党人”及其子弟的逐步宽宥。一些被贬谪在远方的旧党官员，被允许量移（调到离京城近一些的地方）或恢复部分官职。虽然核心人物如苏轼、苏辙等尚未被立刻召回中枢，但禁锢的坚冰，已然开始融化。

而与此同时，针对章惇的政治清算，也悄然拉开了序幕。

台谏官们，那些嗅觉最灵敏的政治动物，开始接连上疏，弹劾章惇“专权跋扈”、“目无君上”，甚至有人旧事重提，将他反对立端王之事，与“不臣之心”联系起来。其中，最致命的一击，是弹劾他在哲宗时代，对待皇室不敬，尤其是对哲宗生母朱太妃有所轻慢。

这一条，精准地戳中了向太后和赵佶的心结。调和两宫是赵佶展示仁孝、稳固地位的重要举措，章惇对朱太妃的“不敬”，正好成了打击他的最佳武器。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月，距新帝登基不过月余，罢相制书下达。

制书以皇帝的口吻，列举章惇诸多“罪状”，措辞严厉：“……而乃恃功怙权，树恩嫁怨……遏绝母后交通之礼，窥伺东朝动静之语……为臣不忠，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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