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皇帝的灵柩奉安于永定陵,新帝登基的尘埃落定,那道浅黄色的帘幕,成为了帝国权力新的象征。朝堂之上,围绕着皇太后刘娥与年幼的仁宗皇帝,新的秩序正在艰难地重塑。政治的聚光灯下,是权谋、制衡与无声的硝烟。然而,在这权力格局剧烈变动的表象之下,在那被“天书”祥瑞的喧嚣与宫廷斗争的阴影所遮蔽的广阔国土上,一些更为持久、更富生命力的种子,正悄然汲取着养分,破土发芽。它们不事张扬,却深植于帝国的肌理,预示着一种超越政治兴衰的“风雅”正在孕育,一个文明的高峰正在无声地奠基。
一、馆阁新声:晏殊的早慧与西昆的潜变
汴京的宫廷,在国丧的肃穆之后,逐渐恢复了一种克制的活力。资善堂,太子(如今的新帝)旧日读书之所,如今虽物是人非,但其作为帝国未来文脉所系的意义却更加凸显。在这里,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开始被越来越多地提及——晏殊。
晏殊,字同叔,江西临川人。年仅十三岁便以神童荐,由真宗皇帝亲自面试,赐同进士出身。如今虽尚是弱冠之年,却已在馆阁中任职,其才华与敏慧,深受前辈赏识。此刻,他正与几位年纪相仿的馆阁同僚,在翰林院的一角整理着先帝朝堆积如山的文书档案。空气中弥漫着陈年墨卷和淡淡霉味,与窗外初春的新绿形成鲜明对比。
“同叔,你看这篇《河清颂》,辞藻何其华美,用典何其精当,真乃西昆之典范也。”一位同僚手持一份昔日为“祥瑞”所作的应制文章,啧啧称赞。
晏殊接过,快速浏览了一遍,清秀的眉宇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神色。他轻轻将文书放回原处,语气平和却自有见地:“张兄所言不差,杨(亿)、刘(筠)诸公之才情学问,确是我辈楷模。其诗如百宝流苏,精工绝伦。然……”他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一株正在绽放的白玉兰,“然诗文之道,或不止于藻丽。譬如这玉兰,其色纯白,其姿挺拔,无需绿叶衬托,自有其风骨。我近日读《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言语质朴,情意却深挚入骨,千年之下,犹能动人心魄。”
同僚有些愕然:“同叔之意是……?”
晏殊微微一笑,不再深言,转而拿起另一份文书整理起来。他心中所感,是一种尚未完全明晰的艺术自觉。他钦佩西昆体的博雅与工巧,自己亦能写出“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这般清丽婉约的句子,但他隐隐感到,文学的生命力,或许更在于真实情感的抒发与内在气韵的充盈,而非仅仅依赖于典故的堆砌和辞藻的雕琢。这种感悟,如同地下的潜流,在他后来身居高位、提携后进,乃至其词作“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圆融的哲思与深沉的惆怅里,将得到更充分的展现。他,正是未来宋词“晏欧”一脉的奠基者,其平易雅正、温润秀洁的文风,预示着一种新的审美趣味正在士大夫阶层中悄然萌发。
而在西昆体内部,其领袖人物之一的杨亿,内心也并非铁板一块。夜深人静时,他独坐书房,翻看自己那些脍炙人口的唱和之作,有时也会感到一丝厌倦。那首被贬处州时所作的“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其沉郁顿挫,与平日馆阁之作大异其趣。这种“言志”的冲动,虽被主流文风所压抑,却真实地存在于一代文人的心底,为未来的诗文革新,埋下了最早的伏笔。
二、寒门星光:范仲淹的淬炼与书院的气象
几乎与晏殊在汴京馆阁中思考文风嬗变的同时,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一所学舍里,另一个青年正经历着人生中最艰苦,也最重要的淬炼。
他叫范仲淹,字希文。与晏殊的早慧顺遂不同,他出身孤寒,两岁丧父,母亲改嫁。得知身世后,他感愤自立,辞别母亲,来到应天书院(时为南都学舍)求学。此刻,他正栖身于一间破旧的僧房中,每日划粥断齑,将稀粥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一点咸菜果腹。
寒冬腊月,北风呼啸着从窗缝钻入,呵气成冰。范仲淹裹着单薄的衣衫,就着一盏如豆的油灯,诵读《春秋》。饥肠辘辘,四肢冰冷,但他目光坚定,神情专注。学舍的好友见他生活清苦至此,送来一些美食,他却婉言谢绝:“非不感兄之厚意,然吾已安于粥齑久矣,一旦享此丰馔,恐他日难再守此清苦之志。”
友人叹息而去。范仲淹继续埋首于圣贤书中。正是在这极端清苦的环境中,他不仅涵养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更锤炼出了如同古松般坚韧不拔的品格。他的文章,没有西昆的华丽,却自有一股雄直之气,关注现实,切中时弊。一篇《奏上时务书》的草稿,已在他心中酝酿,那力主改革、砥砺士风的锋芒,虽尚未展现于朝堂,却已在这小小的学舍中熠熠生辉。他与晏殊,一在庙堂,一在江湖;一为婉约先声,一为豪放前驱,共同构成了未来文坛星空的南北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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