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宋朝 第21章 何谓“中华”

为何日本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主张“崖山之后无中华”？为何元朝以及后面的清朝时期，越南和朝鲜均声称自己是“小中华”和“正统性”？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复杂的问题，触及了中国历史、文化认同和东亚国际秩序的核心。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解答。

第一部分：关于“崖山之后无中华”

“崖山之后无中华”这一说法，确实在一些日本学者（特别是战前和战时）中流行。其核心论点并非字面意义上的“中国灭亡了”，而是一种文化和民族政权更替论，其背景和动机十分复杂。

1. 核心论调：

他们认为，1279年南宋在崖山的彻底灭亡，标志着纯正的、古典的“中华文明”（以汉唐宋代为代表的汉文化主体）被异族（蒙元）所中断。此后，元朝和清朝都是“蛮族”统治，尽管这些王朝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汉化了，但其文明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华夏”了。

2. 产生的历史与学术背景：

·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这位日本京都学派的泰斗提出了中国历史分期理论。他将宋代表现出的平民化、君主**强化等特征视为“近世”的开端。元朝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自然进程，造成了中国文明的“停滞”或“扭曲”。这为“中断说”提供了学术框架。

· 江户时代的“华夷变态”说：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如山崎暗斋）认为，满清入主中原后，中国已从“华”沦为“夷”，而日本由于完好地保留了唐宋文化，反而成为了“中华”思想的真正继承者。

· 为政治服务： 在20世纪上半叶，这种论调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为其侵略行为提供“合法性”。他们宣称，日本对华的战争是为了“将亚洲从西方殖民主义和‘非中华’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一个由日本领导的“新中华秩序”（如“大东亚共荣圈”）。这本质上是一种为了否定当时中国（中华民国）合法性而构建的政治话语。

3. 对论调的批判与事实：

· 文明延续的视角：这种观点严重忽略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同化力和延续性。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尽管出身游牧或渔猎民族，但为了统治广大的汉地，都不可避免地采用了汉地的典章制度、儒家思想和统治模式。明朝的建立本身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汉文化复兴。

· “中华”的动态定义：“中华”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是文化认同高于血统的文明体。历史上的北魏、辽、金都在不同程度自认为“中国”，并被后世所接纳。元朝修《宋史》、《辽史》、《金史》，并列为正统，本身就承认了其对中国道统的继承。

· 现代学术界的看法：当今主流历史学界（包括中日学者）大多视此观点为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历史目的论，已经摒弃了其核心结论。它片面地夸大了断裂性，而忽视了更强大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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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为何元清时期，越南和朝鲜自称“小中华”？

这与“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论调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和对比。当中国本土由蒙元、满清统治时，在朝鲜和越南的士大夫看来，这正是“华夷秩序”在中国本土的“颠倒”。

1. 思想根源：传统的“华夷观”

古代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建立在儒家“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华”代表文明（农耕、礼教、儒家典籍），“夷”代表野蛮（游牧、缺乏礼教）。但“华”与“夷”的区别不是固定的种族概念，而是可变的文化概念。接受并践行中华文化的，就可以“由夷入华”。

2. 元朝时期：

· 高丽/朝鲜：在高丽王朝后期和朝鲜王朝初期，面对强大的蒙元，他们虽然在武力上臣服，但在文化心理上极度优越。他们自视为中华文化（特别是南宋朱熹的理学）的纯正继承者和守护者。明朝灭亡后，朝鲜孝宗甚至一度有“北伐清朝，恢复中华”的构想，在内部称清朝皇帝为“胡皇”，自己则以“小中华”自居。

· 越南（陈朝）：越南在击败元军（三次元越战争）后，民族自信心大增。他们开始更强烈地强调自身的文明性，认为自己同样继承了中华文明，并以此来区别于周边的“蛮夷”（如占城、真腊），并构建自己区域内的“华夷秩序”。

3. 清朝时期：

这是“小中华”意识达到顶峰的时期。

· 朝鲜：对满清的态度从鄙夷到无奈接受，但其“小中华”意识最为强烈。他们穿着明代衣冠，使用崇祯年号后纪年（如“崇祯后一百XX年”），认为中华衣冠、礼乐已在朝鲜得以保存，而中国本土已是“腥膻之地”。他们来华使臣所着的《燕行录》中，充满了对清朝“胡化”的批评和对自身文化正统性的自豪。

· 越南（阮朝）：阮朝开国君主嘉隆帝被清朝嘉庆帝册封为“越南国王”，国号“越南”即来源于此。但在内部，阮朝君主自称“皇帝”（南帝），视清朝皇帝为“北帝”。他们全面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和儒家教育，自认为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华式帝国，并视周边的高棉、老挝等为“夷狄”。

总结：

· “崖山之后无中华” 是一种主要源自外部（日本）的、用以解构中国正统性的政治和学术话语，它片面强调断裂。

· “小中华” 是朝鲜和越南在中华文化圈内部，基于传统华夷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被他们视为“夷”的王朝统治时）用以争夺文化正统性和提升自身地位的自我认同话语。

两者都反映了“中华”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在历史上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和解释权之争。它们共同说明了，在东亚世界，“中华”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或政治实体，更是一个文明的高地，谁占据了这套文化和价值观的制高点，谁就在道德和合法性上拥有了优势。而历史最终证明，中华文明的主体在中国本土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和韧性。

（全书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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