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宋朝 第5章 北望新敌

嘉定初年的和平，如同覆盖在腐烂伤口上的一层薄绢，看似光洁，内里却仍在持续溃烂。临安城在史弥远的操控下，逐渐形成了一种表面崇奉理学、内里固守苟安的奇异平衡。然而，一股来自遥远北方的、带着草原腥膻与铁血气息的旋风，正试图冲破这潭死水，将一个新的、更加可怕的巨影，投映在帝国君臣的视野之中。

一、 泛海来客

嘉定四年（1211年）深秋，山东东路登州（今山东蓬莱）的海岸线，笼罩在灰蒙蒙的海雾与凛冽的北风中。这里是南宋最北端的领土之一，与金国的山东之地隔海相望，历来是边防前哨，也是海上贸易与走私的枢纽。这一日，几艘形制古怪、饱经风浪摧残的船只，如同疲惫的海鸟，歪歪斜斜地撞入了岸边渔民的视野。它们并非宋船，也非金船，船体低矮，帆橇简陋，显示出其主人并非擅长航海的民族。

船上下来的幸存者，个个面色黧黑，衣衫褢烂，但眼神中却带着一股难以驯服的野性与坚韧。他们操着无人能懂的语言，手势激烈。当地守军闻讯赶来，经过一番艰难的沟通，才从几个略通契丹语或女真语的随从口中，得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这些人，是来自北方“大蒙古国”的使者，为首的名叫葛葛不罕（史载或为阿剌浅、葛葛不罕等，此处综合处理）。他们奉成吉思汗之命，原本试图经由金国境内南下联络南宋，但金人封锁严密，道路不通，不得已才冒险泛海，九死一生，终于抵达“南国”。

守将不敢怠慢，立即将此情况层层上报。消息传到行在临安，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史弥远主持的朝廷，对此事的态度极其谨慎，甚至可以说是疑虑重重。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决定：准许这些“蒙古使臣”前来临安，但须严加护送，实为监视，且不得张扬。

当葛葛不罕一行风尘仆仆地踏入临安城时，他们的形象与这座繁华似锦、文采风流的城市格格不入。他们看着巍峨的宫阙、如织的人流、精致的器物，眼中既有好奇，也有一丝难以掩饰的、属于草原猎手的审视与贪婪。在觐见宋宁宗的仪式上，葛葛不罕递交了国书（内容经由通译转述），其核心意思简单而直接：大蒙古国雄主成吉思汗，已与金国开战，金人屡战屡败，灭亡在即。蒙古愿与南宋结为盟好，南北夹击，共灭世仇金国。事成之后，可共分其地。

二、 朝堂激辩

蒙古使者的到来及其带来的提议，在南宋小朝廷的内部，引发了一场远比应对金国使者更为激烈和复杂的战略大辩论。紫宸殿的常朝之后，史弥远召集了核心重臣，包括参知政事钱象祖、礼部侍郎宣缯、兵部尚书薛极，以及一些被征询意见的边臣与宿儒，进行了一场决定国运的密议。

以兵部尚书薛极、淮西制置使李大东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力主“联蒙制金”。他们的理由听起来颇具诱惑：

“陛下，诸公！此乃天赐良机，雪靖康之耻，复中原故土，在此一举！”薛极情绪激动，“金虏与我，有覆国之仇，掠地之恨，百年来岁币压身，屈辱难书。今其北有强蒙，屡战屡败，国力已衰，正是我朝复仇之秋！若与蒙古结盟，南北夹攻，必可灭金。届时，不仅河南旧疆可复，甚至幽燕亦有望也！岂能坐失良机？”

然而，以礼部侍郎宣缯（音：曾）、知镇江府宇文绍节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对此深表忧虑，主张“存金为屏障”。他们的思考更为冷静，甚至悲观：

“薛尚书之言，看似有理，实则蹈险！”宇文绍节曾任出使金国使者，对北方局势有更直观的了解，“金国固然可恨，然其立国百年，尚能为我遮挡北风。诸位可曾细想，那蒙古是何等样人？据北边商旅传言，其性如虎狼，战掠如风火，屠城灭族，凶残更胜金虏初起之时！倘若灭金，则我朝将与这头更凶猛的饿狼直接为邻。金人犹知礼义，索要者不过岁币名分；而蒙古…只怕欲壑难填，要的是我江南万里江山！此乃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之策！”

宣缯也从历史经验出发补充道：“昔年联金灭辽，招致靖康之祸，教训惨痛，殷鉴不远！岂可重蹈覆辙？依臣之见，不若仍守和议，养民生息，整军经武。坐观蒙金相斗，使其两败俱伤，我方可收渔人之利。此乃万全之策。”

“万全？只怕是坐以待毙！”主战派反驳，“待蒙古灭金，其势愈大，我朝独木难支，何以抵御？不如趁其与金缠斗，早结盟好，或可借其力以自强！”

两派争论不休，各有道理，将南宋王朝面临的战略困境暴露无遗：一个衰弱的世仇在身边，尚可维持危险的平衡；而一个未知的、更强大的敌人即将到来，是应该趁势复仇，还是应该谨慎自保？

三、 权相之断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投向了始终沉默不语的史弥远。这位凭借诛韩、主和、崇理而上位的权相，深谙权力稳固之道在于“维稳”。他权衡的焦点，并非长远战略的利弊，而是当前权位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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