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宋朝 第23章 水心先生

庆元党禁的阴霾，如同钱塘江上久久不散的湿雾，笼罩着嘉泰初年的临安。在那份墨迹森然的《伪学逆党籍》上，“叶适”二字赫然在列。他被夺职罢祠，逐出庙堂，遣归故里永嘉。曾经名动公卿的才俊，如今成了权相韩侂胄必须肃清的“异类”。一叶扁舟，载着他和简单的行囊，沉默地南返，驶离了这片是非之地的权力漩涡。

一、 归棹瓯江

船入瓯江，水势渐平。两岸青山如黛，阡陌纵横，熟悉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洗去了几分朝廷倾轧带来的郁结。叶适立在船头，任江风吹动他已然斑白的鬓发，目光沉静地注视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这里没有临安的虚浮喧嚣，只有扎实的泥土和勤恳的渔农。

“先生，前方便是永嘉城了。”船夫恭敬地提醒。

叶适微微颔首。他没有显露出被贬黜的落寞，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他知道，那座名为“水心”的宅院，那片他亲手经营的园圃，才是他真正的道场，是他可以远离政治污浊、潜心学问的净土。

登岸还家，故旧门生闻讯前来探访，言辞间多为他不平。叶适却只是淡然一笑，引众人至他的书斋“习学斋”。斋内陈设简朴，唯四壁图书，环堵萧然。他指着一架架、一函函的典籍说道：“身退岂待年老，道行不缘位高。 庙堂之上，无非名利之场；江湖之远，自有学问之乐。今得返归林下，正可潜心旧业，与古圣贤精神往来，岂非幸事？”

他并非矫饰，而是真正将这次政治挫折，视作了一次回归本心、深化思想的契机。永嘉学派“求真务实”的根脉，本就深植于这方水土之中。

二、 习学记言

归隐后的叶适，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着述之中。他的书案上，堆满了历代典章制度的文献、史书以及当朝臣僚的奏议文章。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官员，更是一位沉潜的思想者，一位以笔为犁，奋力深耕历史与现实沃土的学者。

其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便是这一时期心智劳动的结晶。这本书并非系统的哲学建构，而是以札记、评论的形式，对经史百家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他读《周易》，不止于谈玄理，更探究其蕴含的“开物成务”之智；他研《周礼》，不泥于古制，而着重辨析其“官联府事”的治理逻辑；他评《左传》，于霸业兴衰中，总结出“形势”与“事理”的相互作用。

一日，他与几位尚未仕进的门生讨论《孟子》。

门生引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叶适听罢，沉吟片刻，徐徐道：“孟子之言，固然高妙，旨在矫战国时君唯利是图之弊。然治国平天下，岂能完全不言利？”他话锋一转，指向现实，“今我朝财用匮乏，民生日蹙，边备空虚。若空谈仁义，而不知所以生财、理财、强兵之‘利’，则仁义终成画饼。故永嘉之学，言‘利’者，乃言天下国家之公利，非一己之私利也。利者，义之和也。”

他将“义利之辨”推向了一个更为务实和辩证的层面，强调符合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功”与“利”，本身就是最大的“义”。这种思想，与当时被官方打压的理学空谈和现实中韩侂胄集团可能存在的急功近利，都划清了界限。

三、 论政锋芒

尽管身处江湖，叶适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庙堂。他对南宋立国以来的根本性积弊，有着比许多朝臣更为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在《水心别集》的一系列政论中，他的笔锋如同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帝国的痼疾。

他批判“重内轻外”的军事布局，导致“天下之势偏重于一隅”，使得中央虚弱，地方无力。他痛陈“官元兵惰”的现状，指出“养兵之费，占天下十之七八，而兵不可用”的荒谬。他更直指土地兼并之祸，认为“富民大家，操持阡陌，贫者无立锥”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对于当时韩侂胄为树立威望而开始酝酿的“开禧北伐”，叶适凭借其对军政现实的深刻了解，内心充满了深重的忧虑。他曾在给旧友的私信中坦言（虽未敢明指，但意向清晰）：“夫欲图大事，必先固根本。根本未固而遽求赫赫之功，譬如无基而筑台，其倾覆可立而待也。” 他主张的北伐，是建立在“修实政，行实德，固实本”基础上的持久之策，而非政治投机式的军事冒险。

然而，他的这些清醒的声音，在韩侂胄权倾朝野、北伐呼声日渐高涨的氛围中，显得如此微弱和“不合时宜”。

四、 薪传永嘉

叶适并非孤身一人。在永嘉，他继续授徒讲学，将薛季宣、陈傅良开创的学术传统发扬光大。他的“习学斋”，成了浙东地区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吸引了许多不慕荣利、志在实学的年轻士子。

他教导学生，不尚空谈，强调“即事穷理”，要求他们广泛研读历史、制度、地理、经济，从中探寻治乱兴衰的规律。他常言：“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 学问文章，必须与世务教化相关联，否则便是无用的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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