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宋朝 第19章 永嘉事功

淳熙末年的临安城，思想界的激流在鹅湖之会与陈亮的风暴后，并未平息，反而在东南沿海的永嘉（今浙江温州）一带，孕育出一种更加沉稳而务实的声响。这声响不似朱熹理学般体系森严，不似陆氏心学般直指本心，也不似陈亮事功学般慷慨激昂，它如同瓯江的潮水，平实而有力，专注于探究“制度”与“实务”的本源，这便是后来被称为“永嘉学派”的经世之学。其擎旗者，便是时年已过不惑、以文章政事名动天下的叶适。

一、 太学清议

国子监内，槐荫匝地。一场不同于鹅湖寺的讲论正在太学博士叶适的学斋中进行。在座的除了太学生，还有几位气味相投的官员和学者。没有剑拔弩张的言辞交锋，只有冷静而深入的分析。

“近日朝中又有大臣上书，言及州县积弊，主张‘正人心、厚风俗’为治本之策。”一位中年学官放下茶盏，语气中带着惯常的无奈，“此论调耳熟能详，然则人心如何正？风俗如何厚？空言道德，于胥吏贪黩、赋役不均、兵备废弛何益？”

叶适端坐主位，面容清癯，目光沉静。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有力：“朱陆之学，精深高妙，于涵养个人德性，确有裨益。然治国平天下，非仅凭心性修养可致。譬之大厦将倾，高谈木材之纹理天性（理），或言匠人之心意纯正（心），固然重要，然若不究其栋梁尺度、榫卯结构、夯基之法（制度实务），大厦终难稳固。”

他拿起案上一本《周礼》，却并非用来引证古制完美，而是用以剖析：“三代之治，后人常向往之。然我等学古，非为复古其形，乃为探究其‘法意’之本。封建、井田，其形不可复行于今，然其‘使民有恒产’、‘权责相宜’之意，岂非今日设计制度所当深思？”

他环视众人，结论掷地有声：“故永嘉之学，首在‘即事以穷理’，非‘立理以限事’。必考订历代制度之得失，洞察当今实务之利病，使学问扎根于现实之土壤，方能开出经世济民之花。空谈‘正心诚意’而不知钱谷刑兵，是谓‘舍今不修，而悬举古制’，亦属清谈误国！”

这番话，将永嘉学派与当时主流理学的根本分歧，清晰地揭示出来。它不是对心性的否定，而是对空疏学风的拨正，强调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制度研究中，寻找治理国家的有效方案。

二、 经制新解

叶适的学问，并非空中楼阁。在其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及一系列政论文章中，他对传统的“王霸”、“义利”等核心概念，提出了迥异时流的见解。

针对当时理学家将“王道”与“霸道”截然对立，崇王黜霸的风气，叶适论道：“王者之政，亦必有富强之实，而后仁义可行。” 他认为，即便是儒家推崇的三代圣王，其治理也包含了强大的国家能力和有效的组织动员（可视为“霸”的成分），并非纯粹依靠道德感化。“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 他大胆地为“功利”正名，认为符合国家民族大利的“功”与“利”，本身就是“义”的体现。

在一次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时弥漫的迁腐之气：

“今世儒者，但知‘修身以为本’一句，遂将天下国家一切置之度外。不知不修其身固不可，徒修其身而不知所以治人，亦是偏枯之学。孔子岂但教人做个自了汉耶？《大学》治国平天下章句，岂是闲文？”

他强调的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个人修养必须通向经世济民的事功，否则便是残缺的、无用的学问。这种思想，与陈亮遥相呼应，却比陈亮更多了一份学理上的缜密与系统性。

三、 民本实策

叶适并非只会坐而论道。他将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精神，贯彻于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与对策中。他对南宋当时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土地兼并及由此导致的“民穷”、“国弱”、“兵惰”——进行了深刻剖析。

在《民事》篇中，他尖锐地指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富人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而贫者无立锥之地。” 他清醒地认识到，贫富悬殊是社会动荡和国家积弱的根源。

因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并非空洞的“抑制豪强”口号，而是极具操作性的务实之策。他主张：

“因时施智，观世立法。”强调政策要因时制宜。

“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主张将有限的国力用于改善民生、加强防御等实处。

他特别重视“理财”，但反对竭泽而渔的聚敛，主张“理财与聚敛异”，国家应通过发展生产、改善流通来增加财富，而非一味加重百姓负担。

对于国防，他力主“由募还农”，推行民兵制度，使兵农合一，既可减轻国家养兵负担，又能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与乡土认同感。这些主张，都源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细致考察，闪耀着务实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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