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朝的新政在北方大地艰难推进,与旧势力进行着无声却激烈的拉锯战时,在长江以南,另一股试图延续旧朝法统、与新朝分庭抗礼的力量,正在迅速汇聚成型。
北京城破、皇帝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带来的不仅是震撼和恐惧,更让许多原本就心怀异志或与北方新朝格格不入的势力,看到了机会。混乱与权力真空,永远是野心家最好的温床。
金陵,这座虎踞龙蟠的六朝古都,成为了残余抵抗力量的中心。
在一处极其隐秘、守卫森严的深宅内(原魏国公府),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密会正在进行。参与者包括:侥幸南逃的旧朝福王朱由榘(论辈分是殉国皇帝的叔祖)、以魏国公徐宏基为首的南京勋贵集团、致仕的前南京兵部尚书钱谦益(东林党领袖之一,名满天下的文坛宗主)、以及掌控江南漕运和大量田庄的几大豪商巨贾代表。
气氛压抑而紧张,烛火摇曳,映照着一张张或惶恐、或激动、或深沉的面孔。
“诸位,”福王朱由榘年约四十,身材微胖,脸色因仓皇南逃而显得有些苍白,但眼中却闪烁着对权力的渴望,“北京噩耗,陛下殉国,社稷倾覆,实乃千古未有之变局!然,国不可一日无君!江辰逆贼,篡位自立,天人共愤!我等深受国恩,岂能坐视神州陆沉,祖宗基业毁于一旦?”
他的开场白,定下了会议的基调——延续国祚,对抗北朝。
魏国公徐宏基,一位手握南京留守兵马实权的老牌勋贵,沉声道:“王爷所言极是。北京虽陷,然江南半壁犹在,钱粮充足,民心……至少士林之心,仍向朱明。只是……逆贼火器犀利,兵锋正盛,我等若公然树旗,恐其即刻挥师南下,如何抵挡?”他提出了最现实的担忧。
“国公爷所虑极是。”钱谦益轻捋长须,声音清朗,带着文人的从容与算计,“然,亦非无解。长江天堑,非北方骑兵所能轻易逾越。我江南水师,尚有一战之力。再者,逆贼初占北地,内部未稳,蛮族在北牵制,其必不敢倾全力南下。此乃天赐时机!”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精光:“当务之急,是正名位,聚人心!需请福王殿下即刻监国,继而正位,续我前朝国统!如此,天下忠义之士,方知有所归附。届时,整饬武备,联络湖广、闽粤、云贵各地镇守,共举义旗,划江而治,未必不可为!”
豪商代表们互相交换着眼色。他们最关心的是自身利益。北方新朝的重工商政策听起来不错,但那股雷厉风行、打击豪强的势头让他们恐惧。而支持一个南明小朝廷,虽然要出钱出粮,但或许能换取更大的政治特权和对商业的庇护。
“钱公高见!”一个盐商巨头开口道,“我等商贾,亦知忠义!愿倾家纾难,助王爷重整河山!只望新朝能保江南商事畅通,减免课税……”
各方势力,怀着不同的目的,在这“反江复明”的旗帜下,暂时达成了联盟。
数月后,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前朝续接的,大明弘光朝廷”在金陵仓促成立。
仪式远不如北京华朝的登基大典隆重,甚至带着几分仓促和悲壮。福王朱由榘在残存的南京文武官员和勋贵乡绅的“拥戴”下,先称监国,旋即登基为帝,定年号为“弘光”,以示光复弘大之志。
消息传出,迅速传遍江南,并向更远的南方省份扩散。
如同在一潭看似平静的死水中投入巨石,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
许多前朝旧臣、尤其是江南籍的官员,纷纷前往金陵投效,使得这个小朝廷迅速搭建起了一套看似完整的官僚体系。各地不少手握兵权的总兵、巡抚,原本就在观望,见金陵立国,也纷纷上表称臣,表示接受弘光朝廷的节制(尽管很多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仍保持半独立状态)。
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所有不满北方华朝统治的势力——那些被新政触及利益的士绅、被整编淘汰的溃兵、以及单纯心怀故国的遗民——一个明确的政治旗帜和反抗中心。
金陵小朝廷迅速动作起来:
1. 整合军队: 以魏国公徐宏基总督天下兵马(名义上),整合南京原有驻军、各地归附的明军残余、以及新招募的乡勇,沿长江一线布防,重点加固江宁(南京)、镇江、江阴等要塞。同时派出使者,携重金前往福建、广东,试图联络郑芝龙等海上武装力量。
2. 争取士心: 由钱谦益等大儒出面,大肆宣扬华朝为“篡逆”、“蛮夷”(利用江辰起于边军、重用各类人才的背景进行污名化),强调大明正统,号召天下读书人忠君报国。开科取士,拉拢士子。
3. 经济支撑: 依靠江南豪商的“捐输”和加征的“剿饷”,勉强维持朝廷和军队的运行。
一时间,南方风起云涌,“反旗”四处竖起。虽然弘光朝廷内部派系林立(阉党、东林党、军阀等旧矛盾依旧),兵力虚实难辨,指挥也难以统一,但确实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与北方华朝隔江对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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