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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红旗轿车平稳地驶离戒备森严的部委大院，将窗外的喧嚣与凝重隔绝开来。
车厢内，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嘶嘶声。
“霓姐，喝口水。”林晚拧开一瓶矿泉水，递给闭目养神的苏霓。
苏霓没有睁眼，只是微微侧过头，线条优美的下颌线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有些冷硬。
那场名为“社会治理创新研讨会”的会议，空气里弥漫的并非学术探讨的坦诚，而是一场精心布局的围猎。
会议厅里，那位笑容可掬的周副部长，在听完苏霓关于“银杏新芽”十年实践的报告后，带头鼓起了掌。
掌声热烈而持久，仿佛是对她十年心血的最高褒奖。
然而，当掌声渐息，他那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却如同一根冰冷的探针，直刺众人心底。
“苏霓同志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巨大潜力。‘银杏新芽’模式，十年磨一剑，非常成熟，非常了不起啊。”周副部长环视全场，目光最终落在苏霓身上，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温和，“我在想，如此成熟的民间实践，与其单打独斗，何不考虑并入各地的青少年宫体系，进行统一管理？这样既能得到更稳定的支持，也能更快地在全国推广，岂不是一举两得？”
空气瞬间凝固。
在场的其他社会组织代表，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谁都听得懂这“统一管理”背后的含义——那是收编，是吞并。
一旦并入，独立性将不复存在，“银杏新芽”将从一棵自由生长的树，变成体制花园里一株需要按时修剪的盆景。
苏霓脸上依旧挂着得体的微笑，她站起身，微微鞠躬：“感谢周部长的认可与提议，‘银杏新芽’能得到国家的关注，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我们会认真研究这个可能性。”
她的声音平静，笑意却未达眼底。
一句“认真研究”，既没有当场回绝，也没有立刻应承，像一团柔软的棉花，将那颗砸过来的石头稳稳接住，却未让其激起半点水花。
此刻，在回程的车上，那份平静早已褪去。
苏霓终于睁开眼，眸子里一片清明，没有半分惊惶，只有山雨欲来前的沉静。
她没有对林晚复述会议的惊心动魄，只是下达了一连串清晰的指令。
“小晚，回去之后，立刻梳理基金会成立十年来所有的人事档案、财务记录和项目报告。联系我们的法务和审计团队，让他们对所有记录进行一次最严格的独立审计，确保每一个环节、每一分钱都无懈可击。”她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我要一份可以随时向任何机构公开的、洁白无瑕的档案。”
林晚心中一凛，她跟了苏霓五年，深知只有在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时，苏霓才会用这种近乎苛刻的口吻。
她重重点头：“明白，我马上去办。”
这不仅仅是一场防御，这是一封无声的战书。
当晚，陆承安的办公室灯火通明。
作为基金会的首席法律顾问，他从林晚那里拿到了会议的简报，指尖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政策文件和新闻动态。
很快，一条不起眼的新闻标题让他停下了动作——《关于深化社会组织归口管理改革试点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
周副部长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牵头人一栏。
“釜底抽薪。”陆承安喃喃自语。
这场所谓的研讨会，不过是为这项改革寻找一个完美的样板和突破口。
一旦“银杏新芽”这个标杆被“自愿”并入，其他中小型社会组织将再无抵抗之力。
他没有丝毫犹豫，拨通了两个电话。
电话的另一头，是两位在法学界极具声望的学者。
当年修订《经济法》时，正是他们力主开放立场，为民营经济争取了更多空间。
陆承安没有提及基金会的困境，只是从纯粹的学术角度，与他们探讨了“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价值，以及“过度集中化管理”可能带来的基层创新力扼杀。
“……就像有些优秀的民间项目，它们的活力恰恰在于野蛮生长，一旦被过度‘规划’，反而会失去生命力。比如我最近关注的‘银杏新芽’，他们的模式很难被简单复制，更不适合被强行纳入某个固化的体系。”
第二天一早，两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评论文章，出现在几家主流财经媒体的专栏上。
文章引经据典，逻辑严密，一篇强调“多元共治是社会活力的源泉”，另一篇则以“警惕‘善意’的集中化对基层创新的反噬”为题，巧妙地将“银杏新芽”作为正面案例，论证了保持其独立性的重要价值。
文章虽未指名道姓，却如两支精准的标枪，直指政策风向的核心。
与此同时，基金会技术负责人许文澜也接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电话——上级数据管理单位希望与“银杏新-芽”的数据库进行接口对接，以实现“信息共享、协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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