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雷埃夫斯港口的风带着咸腥的暖意,吹在脸上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终于到希腊了。轮船缓缓停靠在码头,黑色的烟囱还冒着淡淡的青烟,甲板上的乘客们拎着行李,迫不及待地朝岸边走去。12天的航行不算短,每天看着无边无际的地中海,听着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我总会想起露易丝的信,想起卡里姆那张泛黄的地图,还有脖子上挂着的、刻着天使的银质钥匙。
“乔,别愣着了,先找地方住下。”卡特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头发被海风吹得有些凌乱,却依旧眼神锐利,像在战场上观察敌情一样扫视着周围。码头上很热闹,搬运工人扛着木箱穿梭在人群中,卖水果的小贩推着小车吆喝,还有几个穿着军装的士兵,正检查着乘客的证件——一战刚结束不久,希腊的边境检查还很严格。
我们跟着人流走出港口,在附近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旅馆的老板是个胖乎乎的希腊人,叫安东尼奥,说着一口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房间:“二楼的房间视野最好,能看到港口的船,晚上还能听到海浪声。”房间确实不大,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一个老旧的衣柜,但窗户很大,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地板上,暖洋洋的。
放下行李,我们直奔安东尼奥推荐的五金店。店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门口挂着一个生锈的铁招牌,上面画着锤子和螺丝刀。老板是个沉默的老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坐在柜台后打磨一把匕首。卡特先生走上前,压低声音问:“有没有能开木质框架锁的工具?最好是通用的。”老人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没多问,从柜台下拿出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一把黄铜材质的万能钥匙,还有几根细细的钢丝和一个小巧的撬棍。
“这把万能钥匙能开大部分老式弹子锁,”老人的声音沙哑,“要是不行,就用钢丝弯成钩子,慢慢拨锁芯里的弹子。”卡特先生付了钱,把工具小心地放进风衣口袋里,我们没多停留,快步走回旅馆——在陌生的地方,太过招摇总是不好。
第二天清晨,我们吃过安东尼奥做的希腊酸奶和橄榄油面包,就朝着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出发。博物馆离我们住的旅馆不算远,步行大概 20分钟。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穿着长袍的希腊人,有的在教堂门口祈祷,有的在广场上下棋,古老的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两旁的白墙房子上爬满了红色的三角梅,空气里飘着柠檬的清香,和伦敦的阴雨绵绵截然不同。
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比我想象中更宏伟。白色的大理石外墙,巨大的多立克柱廊,门口站着两个穿着制服的守卫,正检查着游客的门票。我们买了门票,跟着人流走进博物馆,一股淡淡的霉味和尘土味扑面而来——那是古老文物特有的气息,混合着木头和纸张的味道。
博物馆的展厅按照文明序列排列,一层是青铜时代的文物,迈锡尼的黄金面具、瓦斐奥金杯就陈列在中央展柜里,周围挤满了游客,大家都举着放大镜,小声地讨论着。卡特先生拉了拉我的袖子,朝二层指了指:“近东文物展区在二楼东侧,我们直接上去。”
二楼的人比一楼少很多,光线也暗一些,天花板上的煤气灯发出昏黄的光,照在木质框架玻璃展柜上,反射出微弱的光晕。我们沿着展厅慢慢走,路过塞浦路斯的青铜雕像、埃及的象形文字石碑,终于在展厅的尽头,看到了“近东文物”的标牌。
展区不大,只有几个展柜,里面陈列着一些陶罐和石碑。我正有些失望,卡特先生突然停住脚步,眼睛盯着一个角落的展柜:“乔,你看那里。”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个展柜的标签上写着“空中花园”四个字,虽然字迹有些模糊,但依旧清晰可辨。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快步走了过去。展柜里放着两件文物,第一件是一只巴掌大的黄金孔雀——孔雀的身体是用纯金打造的,羽毛上雕刻着细腻的纹路,在煤气灯的照射下,泛着耀眼的光泽。最让人惊叹的是孔雀的眼睛,那是两颗深红色的宝石,应该是红宝石,火彩极其锐利,就像两团跳动的小火苗,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能看到红色的光芒在宝石里流转。
“这红宝石太稀有了,”卡特先生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盯着黄金孔雀,眼神里满是惊叹,“你看这火彩,比我在伦敦见过的任何一颗红宝石都要亮,简直像把火焰封在了里面。”
我点点头,目光却被旁边的第二件文物吸引住了——那是一块巴掌大的七彩宝石,镶嵌在一个银色的底座上。它不像黄金孔雀那样耀眼,却有着一种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魔力。我忍不住凑近展柜,发现这块宝石会随着视线的移动,折射出不同颜色的光:从正面看,是鲜艳的红色,火彩像跳动的火苗;稍微偏一点角度,变成了清新的绿色,像雨后的树叶;再换个方向,蓝色、粉色、白色、紫色、黄色依次出现,每一种颜色都带着对应的火彩,仿佛把整个彩虹都浓缩在了这块宝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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