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南海之滨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风裹挟着硝烟与血腥味,呼啸在百余艘残破的战船之间。张世杰身披铠甲,手持长剑,屹立在旗舰的船头,望着远处元军战船的铁壁合围,眼神中没有丝毫退缩。这位南宋最后的统帅,身后是年仅八岁的宋帝赵昺,是数十万军民最后的希望,更是一个王朝存续的最后微光。当元军的火攻与箭雨如潮水般袭来,当宋军的战船在铁链的连接下化作一片火海,张世杰用生命诠释了“忠勇”二字的重量。崖山一战,南宋灭亡,而张世杰死守的身影,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永不褪色的壮烈剪影。
一、乱世忠魂:从北地骁将到南宋柱石
张世杰的早年生平,在史书中记载寥寥,只知他是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出身行伍。彼时的北方,早已是蒙古铁骑的天下,金朝覆灭后,中原大地陷入战乱。张世杰最初或许曾在蒙古政权或地方武装中效力,后因不满蒙古的统治,辗转投奔南宋。这一选择,注定了他将与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共赴命运。
南宋末年,朝政**,边患频仍。蒙古帝国在灭金之后,将矛头直指偏安江南的南宋。从宋理宗端平年间开始,蒙宋战争持续数十年,襄阳、樊城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南宋的防线节节败退。正是在这样的危局中,张世杰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崭露头角。他作战勇猛,擅长水战,在历次抗蒙战役中屡立战功,逐渐从一名普通将领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统帅。
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元军大举南侵,顺长江东下,直逼临安(今浙江杭州)。时任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的张世杰,率部奋力抵抗,在郢州(今湖北钟祥)设下防线,利用汉水天险阻击元军。他下令在汉水中钉立木柱,封锁航道,又在两岸修筑堡垒,与元军展开激战。尽管最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但他的顽强抵抗为南宋朝廷争取了喘息之机,也让元军见识到了这位南宋将领的坚韧。
德佑元年(1275年),元军逼近临安,南宋朝廷一片恐慌,许多大臣主张投降或逃跑。张世杰却力主抗战,他率领勤王之师赶到临安,请求宋恭帝与太后坚守京城,同时调集各地兵力与元军决战。他亲自率领战船在焦山(今江苏镇江东北)江面与元军展开大战,将战船以铁索相连,组成“一字阵”,欲与元军死战。然而,元军以火攻反击,宋军战船无法机动,损失惨重。焦山之败,让南宋的有生力量进一步削弱,但张世杰的忠勇却赢得了朝野的敬重。
此时的南宋,已是大厦将倾。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谢太后带着宋恭帝投降,南宋名义上宣告灭亡。但张世杰并未放弃,他与陆秀夫等人拥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为帝,辗转于福州、泉州等地,继续组织抗元力量。在福州,赵昰即位,是为宋端宗,张世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成为南宋流亡政权的军事支柱。他一面收拢溃兵,一面联络各地义军,试图重建防线,收复失地。
流亡之路充满艰辛。元军紧追不舍,张世杰率领船队沿海岸线南下,先后转战泉州、潮州、惠州等地。在泉州,当地阿拉伯富商蒲寿庚叛降元军,夺走了大量船只与物资,给南宋流亡政权造成沉重打击。张世杰不得不带着宋端宗继续南逃,途中遭遇台风,宋端宗所乘的船被巨浪打翻,险些丧命,此后不久便病逝于碙洲(今广东湛江东南)。
国难当头,张世杰与陆秀夫强忍悲痛,又拥立宋端宗的弟弟赵昺为帝,是为宋末帝,改元祥兴。他们将最后的据点设在崖山,这里地势险要,背靠大陆,面向南海,易守难攻。张世杰决心在此与元军展开最后的决战,为南宋保留一线生机。
二、崖山布防:以海为城的绝地坚守
崖山位于珠江口西侧,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湾,东西两面是群山,南面是出海口,北面与大陆相连。张世杰看中这里的地形,将所有的战船、军民都集中到崖山港内,开始构筑最后的防线。此时,跟随他的军民尚有二十余万人,战船千余艘,但其中大多是文官、宫女、百姓及老弱妇孺,能作战的士兵不过数万人,且经过长期流亡,疲惫不堪,物资匮乏。
张世杰深知,崖山之战是南宋的最后一搏,败则国亡。他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首先,他下令将所有战船用粗大的铁链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船城”,船头向外,船尾向内,将宋帝赵昺的龙舟安置在“船城”的中心,以示与将士共存亡的决心。其次,他在崖山岛上修建了行宫、军营,将带来的粮食、淡水集中储存,准备长期坚守。同时,他派遣士兵在崖山与大陆之间的海湾狭窄处修筑栅栏,阻挡元军战船进入。
这种将战船连为一体的战术,张世杰在焦山之战中曾用过,结果因火攻而失败。此次重施故技,并非他不知其中风险,而是出于无奈——南宋的士兵大多是临时收拢的溃兵与百姓,战斗力薄弱,若不将战船相连,极易被元军冲散。张世杰希望通过“船城”的坚固,抵消元军的冲击力,同时让士兵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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