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 第二十四章 文天祥浩然正气：舍生取义，青史留名

天地正气，千秋共仰

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军统帅张弘范押着文天祥登船北上，准备将他从崖山战场押往大都（今北京）。行至南安（今江西大余），舟过梅岭时，文天祥触景生情，写下“孤舟渐渐脱长淮，星斗当空月照怀。今夜分明栖海角，未应便道是天涯”（《南安军》）。此时的他不会想到，三个月后，自己将在大都柴市口刑场完成“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终极抉择；更不会想到，七百年后，“天地有正气”的吟诵依然能穿透历史尘埃，在华夏大地上激荡起精神的回响。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庐陵（今吉安）人。这位被《宋史》誉为“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的状元郎，本可在南宋偏安的苟安中稳坐庙堂，却以“时穷节乃见”的决绝，将个人命运熔铸进国家危亡的烽烟里。他用一生诠释了“浩然正气”的内涵：从少年时“慨然以功业自许”的家国情怀，到抗元时“日战日败，日败日战”的血性坚守；从囚笼中“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的诗魂淬炼，到刑场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生命礼赞——文天祥的精神，早已超越了个体的生死，成为中华民族“舍生取义”的精神图腾。

一、少年磨砺：忠义基因的铸就

（一）家学渊源：庐陵文脉的浸润

文天祥的成长，深深烙印着庐陵文化的底色。吉安自古为“文章节义之邦”，自欧阳修开创“宋学”新风，杨邦乂“宁为赵氏鬼，不为他邦臣”的殉节精神，再到胡铨“义不与桧等共戴天”的直言之勇，庐陵士大夫群体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统。文天祥的祖父文仪，虽科举未第，却“博通经史，工诗文”，尤重“大节”；父亲文溪（文仪之弟）隐居乡野，“以《春秋》教授乡里”，常以“士当以节气立身”教诲子弟。

文天祥在《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中回忆：“（先父）每晨兴，正衣冠危坐，读《春秋》《语》《孟》，终日不少懈。”这种“朝夕诵法孔孟”的家学熏陶，使他自幼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内化为生命信仰。

（二）科举入仕：从“少年得意”到“忧思天下”

宝佑四年（1256年），20岁的文天祥参加科举考试。殿试时，理宗赵昀以“朕观今日，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为策问，文天祥挥毫写下洋洋万言的《御试策一道》。他尖锐指出：“本朝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侵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更提出“恢复中原”的具体策略：“简文法以立事，仿祖宗以立制，选任材以立国。”（《文山先生全集》卷一）

这篇策论以“忠愤激烈”的气势震动朝野，理宗亲批“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赐名“天祥”，字“宋瑞”。然而，初入仕途的文天祥很快发现，南宋朝廷早已陷入“主和派”主导的泥潭：权臣贾似道专权误国，边将贪生怕死，民生凋敝，“公田法”“经界法”等改革反成盘剥百姓的工具。

在任宁海军节度判官期间，他连续上书《己未上皇帝书》《轮对札子》，痛陈“君道不纯，臣职不举，国势不固”的积弊，甚至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文山先生全集》卷三）这种“不合时宜”的刚直，既是他“致君尧舜”理想的体现，也为日后“舍生取义”的抉择埋下伏笔。

二、国难当头：从文臣到战士的血性觉醒

（一）临危受命：散尽家财起勤王

德佑元年（1275年），元军铁蹄踏破长江防线，沿江州郡望风而降。南宋朝廷危在旦夕，太皇太后谢道清急下《哀痛诏》，号召天下勤王。此时的文天祥正在赣州知州任上，闻讯后“捧诏涕泣”，立即“尽以家赀为军费”（《宋史·文天祥传》），联络当地豪杰，招募义军五万人，写下“受宋恩深，今其死矣”（《指南录后序》）的誓词，踏上抗元之路。

这一决定看似“书生意气”，实则是儒家“士”的担当。正如他在《正气歌》中所言：“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天祥深知“寡不敌众”，却依然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并非鲁莽，而是对“士之节气”的坚守。正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所言：“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文天祥的“器”，正是以血肉之躯扞卫文明道统的使命感。

（二）血战东南：文人统兵的悲壮突围

文天祥的勤王军虽人数众多，却缺乏训练与装备。他率部入卫临安（今杭州）途中，在常州遭遇元军主力。面对“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场，文天祥并未退缩，而是亲自督战。据《指南录后序》记载：“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即便被俘，仍“骂逆贼”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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