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中兴之我是崇祯 第八百四十九民事新立，神谕规仪（七）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语气里带着几分唏嘘：

“南方如今也只剩桂王、淮王、吉王、湘王、益王这几支宗室还完整，加起来五百多人，分散在广西、福建、江西一带。

其他藩王要么在贼乱中全族覆灭，要么早在嘉靖朝就因罪被除了藩，只留下封地改成皇田收租。

现在凤阳府还有三王驻守，加上明初就封在那儿的旁支宗室，约莫一千人；

剩下二百多人都在京师，包括泰昌、天启朝的李太妃、张皇后、范贵妃，还有公主、驸马以及他们的儿女亲眷——

其中陛下您的亲眷占十五人，其他公主驸马及后代占一百多人，加起来刚好不足两千。”

朱有建听完，嘴角抽了抽，暗自腹诽：

幸好明太祖朱元璋在天有灵也管不了现世，不然瞧见这宗室规模，得活活愁死！

洪武末期，老朱家的宗室就已经超过两千人，可大明足足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到如今明末，宗室居然就剩这么点人，这老朱家的香火，简直是延续了个寂寞。

他没再追问，只是心里暗暗郁闷——

有件事他没说出口：

北方宗室锐减，除了贼乱，还有一部分是死于他当年的密旨。

当初宣化镇被围，被俘的那些藩王亲眷怕落入敌手生乱，他下了密令不予营救，光是那一批，就有好几千人没能活下来。

如今宗室人数骤减，倒真有他手笔，只是这缘由，终究没法摆上台面说。

朱常浩脸上满是掩不住的悲哀，头垂得更低，声音都低了几分，带着几分颤音：

“朱家宗室一年比一年人少，死的死、散的散，如今朱由崧还为了权力称帝造反，把宗室的脸都丢尽了。

将来就算平了这叛乱，也不知道还能剩下多少宗亲。

反正照眼下这情形，宗人府在册的活人，是绝不会超过两千了。”

朱有建听着，也跟着有些忧郁，指尖无意识地敲着御案：

京州地盘不小，管着大片区域，可宗室就这么区区两千人，去掉老弱妇孺和女眷，真正能顶事、能参与管理的男丁，撑死了不到一千人。

将来京州的事务怎么管？

地方上的凝聚力怎么提？

总不能全交给太监或者外臣吧？

宗族好歹得有存在感，有能做事的人，才能帮着撑住场面，稳住人心。

散朝前，朱有建不再纠结宗室人数的事，眼神一凛，当即拍板做了指示，声音在殿内掷地有声：

“第一，着鸿胪寺配合钱谦益，调动人手尽快把各处府县的学政架构搭起来，学堂选址、教员招募都得跟上，这事不能再拖；

第二，命兵部联合内阁，立即设法在南直隶与山东、河南的交界处组建阻击防线，加固关隘、部署兵力，绝不能让南直隶的人马侵入这北方！”

两道指令清晰干脆，句句落到实处，没给官员们留半点含糊的余地。

乾德三年三月的风还裹着残冬的寒，北直隶朝堂的鎏金铜铃在宫檐下晃出细碎的响，一份盖着朱红玺印的旨意终于从内阁递出，一路卷着尘埃往山西保德州去——

赋闲十年的陈奇瑜，要被重新启用了。

旨意上的墨字力透纸背，不仅要他与兵部共掌募兵大权，更授了“鲁豫总督”的关防，明摆着是要他去堵南直隶可能北犯的兵锋，把鲁豫两地变成挡在京畿前的铁闸。

这位陈奇瑜是土生土长的保德汉子，身上还带着黄河边风刮出来的粗粝劲儿。

崇祯七年那阵，他可是朝堂上最耀眼的将星：

凭着在陕北剿匪时实打实的战功，从地方参将一路拔擢到兵部右侍郎，最后捧着崇祯亲赐的尚方剑，总督陕、甘、宁、豫、晋五省军务。

那会儿他麾下铁骑过处，连最桀骜的流寇都要避三分，帐篷里挂的五省舆图上，红笔圈的防区比好些王爷的封地还广，算得上是真正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可风光没能撑太久，崇祯十年那道催命的圣旨成了他的劫——

皇上限他三月内肃清商洛山流寇，他被逼得没法，只能接了反贼的诈降。

谁料那些人夜里用牛羊堵了山口，趁着官军松懈，竟带着粮草辎重从后山小道溜得一干二净。

消息传到京城，龙颜大怒，陈奇瑜当场被剥了官服，连尚方剑都没来得及收回，就揣着半袋碎银灰溜溜回了保德，这一闲就是十年。

旁人只当他成了过气老将，可保德州的老卒都知道，陈奇瑜的本事从来没搁下。

他打仗最是不按常理出牌，爱走“奇道”——

当年在甘肃追剿马贼，他敢带着三百轻骑绕路三天，从没人走的戈壁滩绕到贼寇后头，趁着黎明风沙大，举着稻草人当疑兵，愣是把两千多马贼吓得弃寨而逃。

可别以为他只会偷袭，营寨防守的本事更是顶尖：

他扎营必选依山傍水的地势，栅栏外要挖三道陷马坑，坑底埋的尖木都得泡过桐油防腐；

夜里巡营的士兵要带两盏灯笼，一盏提在手里，一盏挂在营墙的望楼上，只要灯笼灭了，不管是敌是友，弓弩手先射一轮再说。

当年潼关保卫战，流寇十万人围着他的五千守军打了半个月，最后连他营墙上的砖缝都没抠下来一块，反被他拖到援军赶来，里外夹击打了个大败仗——

那阵子，“陈营盘”三个字，在军里比铁甲还让人安心。

这些年朝堂上不是没人念着陈奇瑜的好。

兵部老尚书当年是他同僚，不止一次在朝会上提过“豫鲁防务非奇瑜不可”；

连几位年轻的御史，也敢在奏折里暗指“前事有冤”。

可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死结——

当年“放走流寇”的根子，明明是崇祯皇帝催战太急，逼着陈奇瑜不得不接受诈降。

要重新启用他，不就等于当众打皇帝的脸，承认崇祯当年判断错了？

历朝历代的皇帝，哪有把“朕错了”挂在嘴边的道理？

连崇祯的起居注里，都把那桩事写成了“陈帅疏防”，这道坎迈不过去，陈奇瑜的名字，就只能在吏部的档案里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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