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玻璃窗反射着晨光,像一面被擦亮的镜子。阿芳把笔记本电脑合上时,屏幕上的“Localization Draft 1 – In Progress”字样一闪而过,仿佛在提醒他们,那只是旅程的开始。
“刘哥,数据都整理好了。”她把一沓打印好的反馈报告递过去,“按国家分类,还有小林整理的语言适配分析。”
刘好仃接过报告,手指轻轻敲了敲纸张边缘,“不错,咱们不是靠感觉做事的人。”
赵哥从一旁探头看了一眼,“欧洲那边怎么说?”
“有好有坏。”阿芳翻到欧洲页,“有人说我们太安静了,不像其他公司那样一上来就推销。”
“安静不好?”赵哥皱眉。
“不是不好,是不符合他们的预期。”小林推了推眼镜,“就像你去菜市场买菜,摊主不吆喝,你反而觉得怪。”
“那我们不是在卖菜。”赵哥嘟囔。
“但我们要让人听得懂我们的‘菜’。”刘好仃笑了笑,“就像昨天你说的,颜色不是问题,问题是别人能不能看懂。”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窗外风吹过厂区的声音。
“那我们怎么评估这些反馈?”小林问。
“从三个方向。”刘好仃翻开笔记本,上面是昨晚他写下的几个关键词,“第一,文化适配度;第二,产品接受度;第三,整体沟通顺畅度。”
“听起来像考试打分。”阿芳笑。
“对,但不是打分,是看方向。”刘好仃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别人眼里,是不是‘对的人’。”
赵哥挠了挠头,“这有点哲学。”
“文化本来就是看不见的墙。”刘好仃指着窗外的玻璃厂,“我们做的东西,是让人看得见的;但我们的态度,是让别人愿意看。”
阿芳在笔记本上写下:“文化适配度 = 理解 尊重 表达清晰”。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理解了?”小林问。
“看他们怎么说。”刘好仃翻开反馈报告,“比如,有客户说‘你们的态度不像推销,而是在倾听’。”
“这是个好评价吧?”赵哥问。
“比好评价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说我们‘不是谁’。”刘好仃轻声说,“他们没说我们‘像谁’,而是说我们‘不是谁’,这说明我们有自己的声音。”
小林点头,“就像我们设计的玻璃,不是为了模仿谁,而是为了让人看见我们自己。”
会议继续进行,数据被一条条拆解,像拆开一封封远方寄来的信。
“东南亚那边,反馈说亲切。”阿芳说,“但他们还没下单。”
“这说明他们喜欢我们,但还没决定信任我们。”刘好仃说。
“那怎么办?”赵哥问。
“继续说话。”刘好仃说,“不是大声说,而是说得清楚。”
小林在报告上写下:“文化好感 ≠ 市场转化,但文化好感是信任的起点。”
“所以我们的下一步,是继续深耕文化融合,同时加强本地市场调研。”阿芳总结。
“对。”刘好仃点头,“不是我们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还没走到他们心里。”
会议结束时,阳光已经洒满了整个会议室。阿芳关掉投影仪,小林收拾文件,赵哥站在窗边看着远处的厂区,像在看一幅画。
“以前我以为,玻璃就是玻璃。”他说,“现在发现,它不只是东西,还是我们说话的方式。”
刘好仃走到他身边,看着那片玻璃厂,“是啊,每一块玻璃,都是我们想说的话。”
他们走出会议室,走廊尽头,那句“今天你微笑了吗?”依旧贴在墙上。只不过这次,刘好仃没有停下脚步。
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拿出白板笔,在上面写下:“文化不是终点,是对话方式。”
窗外的风轻轻吹动窗帘,像在回应他的话。
他坐在椅子上,翻开笔记本,在最后一页画了一个循环箭头,标注:“反馈—调整—再反馈”。
“这不是终点。”他轻声说,“只是我们听到了,他们也在听。”
厂区的机器声从远处传来,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节奏。刘好仃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那句“透明的力量”。
“我们不是要让人看见我们多厉害。”他说,“而是要让人看见,我们愿意被看见。”
他睁开眼,拿起笔,在白板上又加了一句话:
“听清别人怎么说,然后说得更清楚。”
窗外,阳光正好,玻璃反射出一片明亮的光。
刘好仃起身拉开抽屉,取出一张泛黄的便签纸,那是他刚进厂那年写的字迹:“认真做事,别怕麻烦。”
他把它夹进笔记本,站起身,走向车间。
阳光透过厂房高高的玻璃顶棚洒下来,工人们正忙碌地搬运板材,空气中弥漫着金属与玻璃交织的味道。他走过一台正在作业的钢化炉,听见操作员用方言喊了一声:“老刘!今天检查哪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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