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算法 第6章 权力的建筑图纸

东宁联邦·国会大厦

晨光透过穹顶的玻璃落下，折射出一种不属于大气，而属于秩序的冷光。那束光仿佛被提前编排好时间与角度，只在此刻落在这片政治剧场的核心区域。

议席环绕，大理石立柱笔直耸立，像历史本身的竖轴。空气不流动，只在沉默中泛出一种预兆性的紧张。

今日，东宁联邦政治系统即将迎来建国以来最根本的一次制度质疑——“选举制度改革”公开听证。

这不是技术层面的探讨，不是流程修补的会议。这是对整个权力分配模型的结构性拆解，是一次公开且不可回避的权力哲学辩证。

中心区，稳进联盟议员们整齐列席，神情紧绷，手中文件厚重如盾。他们不是来讨论，而是来守卫制度。

每一位关键官员——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律政部长，都是制度的物理承载者。他们要防守的，不只是集选区制度本身，更是稳进联盟在“制度性胜率”上的既得分母。

对面，改革派列阵以待。蔡振邦和林耀光面容沉静，身后站着一个名字正在权力结构中升温的女人——Annelise Roth。

她不是政客，她是数据科学家。更准确地说，是制度黑箱的解构工程师。她不会喊口号，她只说数字。

议长敲响议事槌，声音像一条权限通道被打开。

律政部长首先起立，他的话如背诵过千次的宪政条文，熟练、铿锵、具有高度防御性：“集选区制度，是东宁联邦多元种族共治的保障机制。它确保所有族群——马来、印度、欧亚裔，在议会拥有被代表的权利。这不是选举机制的问题，而是社会稳定的底层逻辑。”

他停顿一秒，目光如射线扫向改革派座位：“废除集选区制，是以平权为名，行动荡之实。”

厅内低声附和，稳进联盟保守派纷纷点头，像在为“稳定”鼓掌。

Annelise手指轻抚过文件夹边缘，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像某种系统级警告提示音：“部长先生，如果集选区制度确实是为了种族平衡——”

她抬手敲击了桌前触控板，会议厅中央的投影屏瞬间亮起，一组数据爆裂而出——

“1988至2030年，集选区边界调整次数：14次；”

“在所有集选区中，稳进联盟的胜率：98.2%；”

“在单选区中，稳进联盟的胜率：62.5%；”

“过去30年中，改革派在上轮中得票率超40%的选区，被合并进集选区的次数：23次；”

“少数族裔议员在集选区制度下的当选率：并不显着提升。”

她缓缓转身，目光锐利：“请问——这些数字是否也能被称为‘社会稳定’？”

她合上文件，语气极度平静，却像在法庭上读出一项系统篡改报告：“集选区制度的真实作用，不是确保种族平等，而是确保一个政党在边界设计中永远占优。”

大厅瞬时陷入死寂。不是震惊，而是被精准揭穿后的静默。

蔡振邦嘴角轻扬，那笑不是喜悦，而是一种程序员看到“破解成功”的轻微确认。而稳进联盟那一侧，有人开始低头，有人开始掩饰不自在。律政部长的笔，第一次无意地在掌心旋转。

这座制度性的神殿，开始微微震动。

民衡团秘书长缓缓起身，声音如铁轨上压过的第一声警铃：“我们正式提案——废除集选区制，全面转向单选区制。”

他顿了一下，目光沉静却不回避：“每一位议员，都应独立面对选民，而不是依附在‘团队标签’中被动当选。此外，我们建议独立的‘选举委员会’由跨党派成员组成，剥离现任政府对选区划分的隐性操控。”

大厅一阵轻响，改革派代表低声交换眼神。稳进联盟席位上，财政部长扬起眉梢，冷哼出声，语气夹着制度优越感的防御性反击：

“如果单选区制真如你们所说，全球联邦国家为何仍倾向混合选区结构？你们所谓的公平，只会让小党生存更加艰难，反而巩固了大党的统治地位。”

Annelise几乎未等他说完，便缓缓抬头，嘴角微挑：“是吗？”

她轻轻敲了下触屏，选区操控对比模型在投影亮起，如手术刀精准划开表象：“2011年大选前，改革派支持率超过43%的单选区，合并入集选区后选民人数暴增40%。改革派竞选成本飙升，资源失衡。 2020年，稳进联盟在4个关键集选区仅以微弱票差胜出，次年即调整边界，重新划入低支持区域，压低对手地基。”

她的声音轻，却带着极致的信息密度：“如果选举制度本质公平，你们为何要不断调整选区边界？为什么每次改革派接近拐点，地图就开始重新书写？”

她的眼神定格在财政部长脸上，那种安静中的压迫，宛如数据冷读术师，逼问一次演算法下的政治意图。

听证会进入第三小时，政治温度持续升高。语言的分贝不再重要，每一个段落都在透出真正的问题：“改革，还是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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