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听美言。老婆,你继续吧!”
陆总裁还想再被夸一夸呢。
“你这算是得寸进尺么?我夸你了,你还没完没了的。”
“哎呀,你就是小气,你再夸一夸我能怎么样呀?能掉一块肉么?”
呵呵呵,要是能掉一块肉的话那才好呢,她省得减肥了,生完孩子之后诗雅的确胖了一些。
“好啦,言归正传,最后一本书啦,快点给我讲,讲完了睡觉。”
“行吧,快点告诉我书名。”
陆总裁催促着。
“巴黎圣母院。”
陆总裁无语了,老婆大人这是上学的时候哪本课外书都没看过呀!
随后,陆总裁渐渐开口。
在维克多·雨果构建的15世纪巴黎,圣母院的尖顶刺破中世纪阴霾,却无法穿透人性的幽暗深渊。这部以建筑为肉身、以灵魂为骨骼的史诗,通过吉普赛女郎埃斯梅拉达与敲钟人卡西莫多的命运交响,将宗教伪善、权力暴政与底层反抗熔铸成一座人性审判的熔炉。当卡西莫多抱着埃斯梅拉达的尸体在骸骨地穴中化为尘土时,雨果不仅完成了对封建文明的终极控诉,更埋下了现代性困境的预言种子。
巴黎圣母院在小说中既是地理坐标,更是文明肉身。雨果用建筑史的笔触描绘其“被岁月侵蚀的肋骨”,那些怪兽滴水嘴“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囚徒”,暗示中世纪宗教对人性的禁锢。当乞丐军团围攻圣母院时,石雕怪兽的“眼睛突然泛起红光”,建筑本身仿佛成为被惊醒的巨兽。这既是对暴力革命的隐喻,也是对文明异化的预警。
更深刻的是圣母院作为“记忆容器”的功能。克洛德副主教在钟楼密室中收藏的炼金术手稿与**,象征被压抑的知识**;而埃斯梅拉达母亲作为修女在圣母院地窖的忏悔,则暴露出宗教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当卡西莫多最终将克洛德推下钟楼时,坠落的不仅是伪善者的肉身,更是被异化的宗教文明本身。
吉普赛女郎的舞姿如同“火焰点燃干草”,其身体成为多重权力凝视的战场。皇家卫队长菲比斯将其视为战利品,在救下她后立即盘算如何占有;副主教克洛德则将她的美貌异化为宗教**的投射,在忏悔室中幻想“她的灵魂如同待采的葡萄”。这种凝视暴力在埃斯梅拉达被诬陷为女巫时达到顶峰。法庭上,法官们要求她“脱下鞋子以验证巫术”,实则是将女性身体作为罪证展示。
雨果在此解构了“圣母”神话。传统宗教画中的圣母总是垂眸避世,而埃斯梅拉达却以直视的目光反抗凝视。当她在绞刑架上发现菲比斯带着未婚妻围观时,其眼神“如同利剑刺穿虚伪者的面具”。这种反抗最终以悲剧收场:她至死仍相信“爱情会骑着白马来救我”,暴露出底层女性在父权制与宗教暴力夹缝中的生存困境。
敲钟人的身体是权力规训的**标本。天生驼背、独眼、跛足的他,被母亲抛弃在圣母院弃婴架,克洛德收养他实则是将其异化为宗教工具。“他的畸形是上帝的惩罚,他的敲钟是忏悔的钟声”。当克洛德命令他绑架埃斯梅拉达时,卡西莫多如同被程序控制的机械,直到目睹少女喂他喝水的瞬间,其被禁锢的灵魂才突然觉醒。
这种觉醒具有双重革命性。在生理层面,他十四岁时被钟声震聋,却因此获得“不被语言污染的纯净”;在精神层面,他对埃斯梅拉达的爱超越了一般的爱情,成为对“完整人性”的朝圣。当他在地穴中抱着埃斯梅拉达的骸骨化为尘土时,其肉身消解的过程恰似宗教禁欲主义的崩塌。真正的神性从不需要圣殿的加持,它诞生于最污浊的尘埃之中。
副主教克洛德十六岁精通神学、医学、天文学,是“行走的图书馆”,却因无法抑制对埃斯梅拉达的**而走向毁灭。这种知识暴力在雨果笔下具有双重性:既是启蒙理性的象征,又是极权主义的雏形。当他在地窖中向埃斯梅拉达展示炼金术仪器时,那些“闪烁着幽光的玻璃器皿”实则是现代科技异化的预言。
更深刻的是克洛德对“秩序”的病态维护。他策划烧死吉普赛人,认为“他们的舞蹈会动摇教堂的根基”;当乞丐军团围攻圣母院时,他高呼“用火净化这些污秽”。这种将异己者视为病毒的思想,与20世纪种族清洗的逻辑如出一辙。雨果在此埋下现代性危机的种子:当知识沦为权力工具,当理性成为暴力借口,文明终将自我吞噬。
雨果对乞丐军团的描写充满矛盾性。他们既是革命者,又是破坏者;既代表底层正义,又陷入无政府狂欢。当他们冲进圣母院寻找埃斯梅拉达时,与卡西莫多的战斗“如同野兽撕咬”,最终导致圣母院部分坍塌。这种暴力革命的双重性在克洛德之死中达到**。他既是被革命者处决的暴君,又是引发革命的导火索。
这种悖论暗示着现代革命的困境。乞丐军团首领克洛潘在战前演讲:“我们要砸烂这座吃人的机器!”但其后对平民的劫掠暴露出暴力革命的异化风险。雨果在此发出警告:当底层反抗失去道德约束,当革命沦为对权力的简单复制,文明将陷入“革命-**”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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