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兕子：我的六个神豪小囊君！ 第18章 再说一些他的缺点

其实王皇后被废后前后，皇上的心思更多在封禅大典上，个人可怜，贵为皇后的女子更是可怜，贞晓兕想，

夏林煜开始数落张说，这位曾在封禅大典上风光无两的盛唐重臣，最终却在政治漩涡中狼狈退场。

史家对其功过是非聚讼纷纭，但剥离政治利害与时代语境，仅就个人性格与行为模式而言，张说的“致命缺陷”可谓层层叠加、环环入扣，最终铸成一座自我埋葬的“冰山”。

夏林煜从“佞幸”“贪婪”“刻薄”“傲慢”“树敌”五个维度，辅以大量史料细节与心理动因剖析。以期还原一个血肉丰满、可资鉴戒的历史人物。

《朝野佥载》写张说“佞幸”，人格底色里的“机会主义”，并非仅指“谄媚”这一表面动作，而是揭示其深层人格里对权力近乎本能的趋附与利用。

并州时期，他巴结玄宗心腹王毛仲，馈赠金银“不计其数”，已超出正常官场交际，而带有一种“期货投资”的赌徒心理：先把宝押在皇帝宠臣身上，待其“升值”后再连本带利收割政治红利。

更不堪的是“嗅靴尖”一幕：谢完皇恩，竟“牵王毛仲手雀跃，俯而嗅其靴尖”。这一动作在唐代属“胡俗”，带有强烈的人身依附与自辱色彩，无异于向围观同僚宣告——我张说可弃尊严、可折身段，只要能换取向上通道。

心理学上，这种“机会主义”往往源于早年地位焦虑。张说出身庶族，虽才华横溢，却在门第森严的初盛唐之际饱受歧视。早岁孤贫、科举奔波的经历，使其对“权力安全”产生病态渴望，于是形成“权力依附型人格”：只要谁能提供更高平台，他便瞬间切换为“极致讨好”模式。

封禅大典后，玄宗对他青眼有加，张说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将“佞幸”升级为“自我神话”，在集贤殿大宴学士时，暗示“封禅之文，舍我其谁”，把君相双赢的盛典偷换成个人秀场，直接触发群臣“佞幸太甚”的集体反感。

佞幸之害，不止于个人名节。它像一种“政治雾霾”，让君主误判舆情，让同僚丧失安全感，最终把原本制度化的朝政拖入“谁更舍得下脸”的竞劣怪圈。张说之败，首先败在把“机会主义”写进了自己的基因，以致关键时刻无人相信他的忠诚与底线。

如果说佞幸是张说的“权力饥渴”，那么贪婪则是其“物质囤癖”的外化。史书记载，张家“珍玩山积”，元宵夜竟用“鸡林夜明帘”遮月，致使“月光反不入室”。这一细节极具象征：张说需要的不是自然光亮，而是人为制造的“独占式光明”——月亮是公共的，夜明帘却是私家的；他要让全家上下明白，唯有张府的奢华可压倒天象。从“物质囤癖”到“精神炫富”

“记事珠”更显其心理扭曲：别人赠珠是为“防遗忘”，张说却把它当成“外接硬盘”，弥补自己对权力细节随时可能遗忘的焦虑。贪婪到连“记忆”都要用奢侈品来代偿，可见他已把“占有”视为抵御世界不确定性的唯一手段。

唐代宰相俸禄本厚，外加“封禅”这种大型工程的回扣，张说收入颇丰，但他仍纵容中书主事张观、左卫长史范尧臣“招权纳贿”，把国库当成私人ATM。东封回程途中，有州县一次进献“白绢五千匹”，张说直接批条“留张宅使用”，把国家贡赋划为自家私产。

贪婪之害，在于它让政治决策出现“价格标签”：谁送得多，谁就能换得美官；谁不送，谁就坐冷板凳。当“公权”被“私价”绑架，朝廷便自然滑向“价高者得”的寡头游戏。张说看似富可敌国，实则把“宰相”这一公共职位私有化，最终引火烧身。

张说对同僚“不留情面，辄加叱骂”，被百官私下称为“死刑文诰”。这种刻薄，并非简单的“脾气不好”，而是典型的“权力傲慢综合征”：长期居于信息上游与资源分配高地，使他产生“智力优越感”，把不同意见一律视为“愚顽挑衅”，于是用“当众羞辱”来强化自己的话语权。

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处于“被仰视”角色的人，若缺乏自省机制，其大脑会分泌更多“胜利者激素”（睾酮与多巴胺），从而对“羞辱他人”产生成瘾性依赖。张说正是如此：每当有人在议政时提出异议，他先以“卿辈何足与论大计”开场，再以“若依卿言，必误苍生”定性，最后补一句“退而自思，毋污朕耳”，一气呵成，让对方在皇帝与百官面前彻底丧失颜面。

刻薄之害，权力傲慢下的“语言暴力”，在于它把“政策争论”升级为“人身猎杀”。短期看，张说用“语言暴力”提高了决策效率；长期看，却制造了大量“隐形敌人”。

崔隐甫、宇文融之所以在弹劾时“必欲置之死地”，很大程度上正是平日累积的“羞辱记忆”总爆发。权力场上，被羞辱者往往比被剥夺者更具报复动能，因为羞辱伤及人格内核，形成“此生不雪，死不瞑目”的心理契约。张说平日一句“鼠辈何能为”，到了关键时刻，就被“鼠辈”们联手反噬，几乎无一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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