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农历正月初三的下午五点。天色早已被北方的寒冬涂抹得一片漆黑,只有租界各处的霓虹与路灯,在冰冷的空气中顽强地闪烁着,勾勒出这个城市畸形而繁华的轮廓。
英租界,泰隆洋行二楼那间宽敞的会议室里,却灯火通明,与窗外的夜色形成鲜明对比。厚重的天鹅绒窗帘紧闭,将外界的一切隔绝,却也隔绝不了室内那几乎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烟草、茶叶以及人体焦虑时分泌的某种气息混合在一起的怪味,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宽大的红木会议长桌上,凌乱地铺满了从各处紧急搜罗来的各种报纸,中文的、英文的、日文的,像是激战过后散落的传单。其中最醒目的是天津《益世报》,它转发了上海《申报》的头版头条,那特大号的黑色铅字,如同一只只狰狞的眼睛,瞪着围在桌边的每一个人:
昨晚日军向华界进攻!我军正当防卫,双方发生冲突。市府通告各领,并向日领抗议。华租两界当局,昨均宣告戒严……
许家爵一改往日的油滑,此刻脸色苍白,手指微微颤抖地拿起那份《益世报》。清了清发紧的嗓子,试图用平稳的声调念出来,但那声音却不自觉地带着一丝颤抖,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显得异常清晰。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五人,行至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块挑衅,随即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医院……”
他念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沉重的石子投入死水,激起层层压抑的涟漪。在座的十几个人,大多是王汉彰核心班底成员,有洋行职员打扮的,也有穿着短褂江湖气十足的,此刻无一例外,都紧绷着脸,眼神里交织着愤怒、震惊和一种山雨欲来的忧虑。
王汉彰坐在主位,身体微微前倾,手肘撑在桌面上,双手交叉抵在下颌。他没有看许家爵,目光低垂,盯着桌面木纹,仿佛能从那曲折的纹路里看出战局的走向。他穿着一身棕色的西装,衬衣上的领带早就不知道哪去了,紧抿的嘴唇和眉宇间那道深刻的竖纹,泄露了他内心的波澜。
“……一月二十日晨,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三十二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随后与公共租界华捕发生冲突,戳伤华捕三人……”
许家爵把报纸翻了一面,继续念道:“日本暴徒肇事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前日上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二)逮捕处罚凶手;(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
“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日本总领事的要求,同意取消各界抗日救国会,并于深夜11时密令公安局、社会局派员会同各区所,将上海救国会及其浦东、吴淞、杨树浦、曹家渡等6处分会一律查封。两局奉令后,于28日凌晨开始执行,5个小时后查封完毕。但日本领事对上海市政府取消各界抗日会的措施并不满足,坚持“非将凡有抗日字样之各种团体一律解散不可”。”
“28日下午3时,吴铁城表示完全接受日方的要求。但是,日方的真意是制造借口,挑起战端,所以,虽然吴铁城妥协,日仍不罢休。当日20时30分,日本驻上海海军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又发出新的通牒,进一步要求中国的第十九路军立即退出闸北。日军唯恐中国当局收到通牒后立时接受其要求,而失去进兵的借口,故通牒刚一发出,就着手采取行动。当晚11时30分,当盐泽幸一的通牒尚未递到上海市政府时,日本海军陆战队的2000余人,已经按预定计划向闸北发动进攻。”
“他妈的,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突然,王汉彰猛地一拍桌子,巨大的抨击声,打断了许家爵的诵读。
王汉彰抬起头,目光如电,扫过在场每一张惶惑不安的脸。“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句话,声音里充满了冰冷的怒意和深深的无力感,“日本人铁了心要打你,你就算跪下来求饶,他也不会放过你!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个道理咱们混江湖都都明白,上海的这帮官老爷还他妈幻想着日本人能放他们一马,这不是做梦吗?”
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胸中的郁垒强行压下,转而看向坐在他左侧下手、一直沉默不语的张先云。
“先云,”王汉彰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沉稳,但语速更快,“天津这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市面上有什么动向?各方反应如何?”
张先云闻言,立刻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巧但厚厚的笔记本,迅速翻开。他的手指在某些页面上划过,显然早已做好了准备。“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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