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2日,天津的秋意已深,凉风中带着一丝凛冽的肃杀,仿佛预示着这个多事之秋还将有更大的风波。《天津商报画刊》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版面,刊登了一则题为《溥仪离津之别闻》的独家报道。
这则消息犹如一块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湖面,不但激起平民百姓的广泛关注,也在天津的军政界、情报圈以及帮会高层等知情者中,激起了层层难以平息的涟漪。报道的笔触冷静甚至带着几分讥诮,将其所掌握的内幕公之于众。
报道中的细节详尽得令人吃惊,俨然有内部消息来源。它称前清逊帝溥仪的出走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伪装和周密安排:先是趁着暴徒袭击天津保安队的时机,于深夜从静园的后门秘密潜出,避开了所有可能的眼线,随后乘坐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提供的一艘名为“比治山丸”号的小汽船,悄然驶至大沽口外海。在那里,溥仪换乘日本商船“淡路丸”号,一路径直前往辽东的营口港。整个转移过程极其隐秘,计划周详,执行果断。
据称甚至连溥仪的皇后婉容,也被蒙在鼓里,直至溥仪抵达东北后才知晓消息。报道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军方为了掩盖溥仪的转移行动,不仅实施了严格的**,更是处心积虑地通过策划和发动“天津事变”这一系列暴乱,成功地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和舆论焦点,转移了中外各方的注意力。
这篇报道,揭露了溥仪离津直接暴露了国民政府在应对日本渗透时的软弱无力。尽管蒋介石曾派高友唐赴津争取溥仪,提出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并提供经费,但溥仪对国民政府积怨已久,如孙殿英盗陵案未被追责,加之日本通过 “天津事变” 制造混乱,最终使国民政府的努力付诸东流。
三天之后的11月15日,初冬的寒意愈发明显。在南市三不管的中心地带,一座新近收拾出来的、门脸颇为气派的二层青砖小楼门前,此刻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
楼前张灯结彩,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崭新的牌匾上蒙着红布,两旁排列着祝贺的花篮,一直延伸到街口。这里便是新成立的“南市兴业公司”总部所在地。锣鼓班子卖力地吹打着,吸引了大批市民围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与外界时局格格不入的喜庆气氛。
然而,在二楼那间布置得古色古香、铺着崭新地毯的办公室里,气氛却略显凝重。王汉彰愤愤地将一份刚刚送到的、日本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报》用力拍在宽大的红木桌面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打破了室内的安静。
这份报纸的日期是11月15日,其头版头条赫然刊登着一则名为《溥仪抵达营口之声明》的报道,落款日期却标注为11月13日。声明中以溥仪的口吻,极尽颠倒黑白、粉饰太平之能事:
1931 年 11 月 13 日
余应东三省人民之诚意邀请,前往主持大计。今抵营口,深感责任重大。
东三省乃我满洲祖先发祥之地,自民国成立以来,屡遭战乱,生灵涂炭。南京政府**无能,既不能保境安民,亦无力抵御外侮。
余本无意于政治,然目睹东北三千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实不忍坐视。今应各界推举,暂离天津,前来东北,旨在恢复祖业,非为个人权位。
余将与友邦携手,共筑东亚和平,建立王道乐土。望中外人士明鉴余志,支持此举。
“荒唐!无耻!简直就是无可救药!”王汉彰胸口起伏,显然气得不轻。
“亏他溥仪还自称是接受过传统的帝王教育和庄士敦的西方教育,连日本人这么明显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都看不出来?他以为他是谁?刘阿斗吗?这家伙是不是小时候在紫禁城里,真让那些老宫女给……给撸管把脑子撸傻了?” 他气得口不择言,引用了坊间难以证实的秘闻来发泄不满。
坐在一旁沙发上叼着烟卷的安连奎闻言,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调侃道:“呦嗬!行啊汉彰,连宫里这种秘辛都知道?可以啊……消息够灵通的!”
大师兄杨子祥叹了口气,捻着手里的佛珠,脸上带着忧国忧民的神色:“哎,溥仪这是自甘堕落,一步步走入绝境。大清的江山,早在慈禧老佛爷在世的时候,气数就已尽了。他一个退了位的皇帝,手无寸铁,身无长物,还整天做着恢复祖宗基业的美梦,这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局外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就他自己执迷不悟。日本人正是看中了他这个致命的弱点,连哄带骗,威逼利诱,把他弄到了东北。他这一去,看似脱离了天津的囚笼,实则是跳进了一个更大的、有进无出的火坑!可以说是有去无回了!”
穿着崭新绸面长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显得格外精神的巴彦广,显然更关心眼前的大事。只见他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打断了关于溥仪的讨论,抬头对王汉彰说:“小师叔,溥仪他跑就跑了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反正咱们也拦不住。这就是年三十打了个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是过年!眼下啊,时间差不多了,楼下宾客都来得差不多了,咱们是不是该准备准备,下楼主持开业典礼了?今天可是咱们公司开业的大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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