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29日,上午九点,天津英租界。
连续几日的阴霾仿佛也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驱散,维多利亚道上空,铅灰色的云层被秋日凌厉的寒风撕开几道缝隙,漏下几缕稀薄却格外刺眼的阳光。这几缕光恰好精准地落在街道两侧密集悬挂的米字旗上,将那些红白蓝的图案照得格外醒目,仿佛上天也在为这场展示力量的演出打着追光。
旗帜的边角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发出急促而有力的噼啪声,与远处隐约传来的、越来越清晰的铜管乐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道提前拉响的、令人心潮澎湃的序幕,将整个租界的气氛烘托得愈发灼热和紧张。
最先打破街道清晨宁静的,是军乐队那极具穿透力的铜钹撞击声。“锵——锵——”声音清脆、冰冷,带着金属的质感,瞬间压过了所有的嘈杂。
紧接着,低沉雄浑的长号旋律如同一条银线般猛地窜出,迅速与其他乐器汇合,裹挟着那首着名的《不列颠掷弹兵进行曲》的激昂调子,从戈登堂的方向蜿蜒而来,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响亮,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心脏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加快跳动。
英**乐队出现了。他们穿着标志性的猩红色紧身军服,白色武装带交叉在胸前,金色肩章和绶带在稀薄的阳光下泛着耀眼而骄傲的光芒。每个人头戴熊皮高帽,帽檐下的表情严肃而刻板。黑色皮靴踩在坚硬的石板路面上,步伐整齐划一,每一步都精准地砸在鼓点上,发出沉闷而震撼人心的“咚咚”声,仿佛大地都在随之微微震颤。圆号手们鼓着腮帮,奋力吹奏,铜管乐器发出的共鸣雄壮而嘹亮。
王汉彰和赵若媚坐在临街一家咖啡馆的二楼窗边位置。这里视野极佳,正好能俯瞰整条维多利亚道,将英军阅兵游行的所有细节尽收眼底。王汉彰的脸色依然苍白,靠坐在椅背上,努力调整着呼吸,但目光却锐利如鹰,扫视着楼下的一切。赵若媚坐在他身旁,神情关切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不时偷偷观察他的状态。
乐声达到一个**时,另一种更加沉重、更具威慑力的声音加入了进来——那是履带碾过石板路发出的、冰冷而无情的“咔咔”声。
终于,第一辆卡登-洛伊德Mk VI超轻型坦克从街道的拐角处缓缓钻了出来。深灰色的钢铁车身像一块移动的、冷硬的巨岩,短粗的炮管斜指天空,带着一种无声的威胁。
车身上贴着的米字旗贴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几乎要撕裂开来。坦克手戴着厚重的皮质头盔,只露出一双眼睛,正向下方的人群挥舞手臂。
整整十五辆坦克排成两列严整的纵队,间距如同用尺子量过般精确,缓缓驶过。沉重的履带压过路面时,石板缝隙里的尘土被震得簌簌扬起,在那一缕缕阳光的照射下,形成无数细小而飞舞的光柱。
紧随其后的,是更加灵活轻快的戴姆勒“Dingo”侦察车,车身涂着适合机动的橄榄绿色,车顶架设的勃朗宁机枪闪着幽冷的寒光。驾驶员面无表情地紧握着方向盘,车身在过弯时流畅而精准,显示出训练有素的高度协同性。
车轮偶尔溅起的细小碎石落在路边,惊得几个看热闹的小孩子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但立刻又被好奇心驱使,探出头来,眼睛里闪烁着兴奋与畏惧交织的光芒。
人群的骚动和热情从这时开始彻底发酵、沸腾。英国侨民们显然早有准备,早早占据了街道两侧最好的观礼位置。男人们穿着熨帖的羊毛西装,头戴圆顶礼帽,女人们则披着昂贵的狐皮或貂皮大衣,妆容精致。他们怀里抱着的孩子,小手紧紧攥着小小的纸质米字旗,一看见军乐队那一片醒目的猩红色身影和紧随其后的钢铁洪流,便激动地扯着嗓子欢呼雀跃起来。
“上帝保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
“大英帝国万岁!(Long live the British Empire!)”一个留着浓密络腮胡的胖商人激动地摘下礼帽用力挥舞,他的声音洪亮,甚至暂时压过了乐声,显得格外扎耳。
而更多的中国市民,则大多挤在更外围的街角或店铺屋檐下。他们有的裹着打着补丁的厚棉袄,有的还挑着空担子,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努力向队伍来的方向张望。
他们的脸上没有英国侨民那种近乎狂热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更多的是好奇、是观望,是一种对“洋人军队”和这些钢铁怪兽的陌生打量与隐隐的敬畏。
偶尔有几个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夹杂在人群中,他们会小声地地议论着坦克的型号和侦察车的性能,但眼神深处,却闪烁着一种极为复杂难言的光芒,那里面有惊叹,有羡慕,或许还有一丝屈辱和不甘。
“好!” 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声喝彩,是个穿长衫的中国老人,他看着英国士兵整齐的步伐,忍不住拍了拍手。旁边的英国侨民听见了,立刻跟着欢呼起来,“大英帝国!” 的喊声此起彼伏,连怀里的孩子都跟着咿呀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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