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胜的余威,如同一柄悬于百官头顶的利剑,既带来了无上荣光,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陈稳深谙,乱世用重典,新朝需立威。
仅仅依靠封赏,不足以让这架刚刚重组、成分复杂的国家机器彻底剔除前朝积弊,高效运转。
必须借这场大胜的东风,以铁腕手段,进行一次从中央到地方的深度整肃。
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新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茹,与靖国公、枢密副使钱贵的肩上。
一人持明镜,高悬于朝堂,监察百官,整饬风纪;
一人掌暗刃,游弋于阴影,刺探隐情,清除蠹虫。
二人的联手,预示着这场整风运动,将不再局限于表面文章。
政事堂签发的《整饬吏治、肃清风纪诏》很快明发天下。
诏书中,以严厉的口吻痛陈官场因循、贪墨、推诿等积弊,责令各级官员自查自纠,限期整改。
同时,宣布由御史台牵头,联合刑部、吏部,组成巡查御史队伍,分赴各道、州、县,明察暗访。
而在这明面的诏令之下,钱贵执掌的巡察司,如同无声的潮水,早已悄然渗透。
一张由密探、线人构成的无形大网,撒向了官僚体系的各个角落。
汴梁,户部度支司。
一名主事官员,正悠闲地品着新到的春茶,盘算着如何利用手中核销各地粮饷的职权,再为自己谋些“辛苦钱”。
他自忖手段隐蔽,账目做得天衣无缝,又是多年的老吏,上下关系盘根错节,无人敢动他。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与某位粮商在暗巷中的交易,以及家中地窖里藏匿的、远超俸禄的财帛,早已被巡察司的暗桩记录在案,并摆在了钱贵的案头。
河北,某新附州县。
县令自恃在推行垦荒令中“劳苦功高”,开始巧立名目,向返乡流民摊派“安家费”、“牛马税”,中饱私囊。
他甚至暗中与地方豪强勾结,试图阻挠朝廷的清丈田亩,隐匿大量无主荒地,准备日后瓜分。
他以为天高皇帝远,自己又是“有功之臣”,无人能管。
却不知,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王茹派出的、扮作流民亲属的年轻御史,以及巡察司安插在县衙小吏中的眼线,看得一清二楚。
淮南,漕运枢纽。
一位转运使副手,利用职务之便,与漕帮勾结,私自提高漕粮损耗率,虚报船只修缮费用,将大量国家钱粮装入私囊。
他构建了一个严密的利益网络,自以为固若金汤。
却不知,钱贵的人,早已混入了漕帮底层,甚至买通了他最宠信的小妾,获取了关键账册的副本。
风暴,在无声无息中酝酿。
第一个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是那位户部度支司的主事。
一日清晨,他刚踏入衙门,便被刑部衙役与巡察司密探当场拿下。
证据确凿,不容辩驳。
从他家中搜出的财帛,堆积如山。
案件由王茹亲自督办,雷厉风行。
不过三日,判决便下:贪墨军饷,数额巨大,罪无可赦,判斩立决,家产抄没,眷属流放。
行刑那天,汴梁菜市口人山人海。
当那颗曾经盘算着如何捞取油水的头颅滚落在地时,整个京城官场为之震动。
这不仅仅是对一个贪官的处决,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新朝皇帝,对待贪腐,绝不容情!无论你身居何职,背景如何!
紧接着,河北那位“有功”县令也被锁拿进京。
王茹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亲自宣读其罪状。
条条桩桩,证据链完整清晰。
那县令起初还想狡辩,但在铁证面前,最终面如死灰,瘫软在地。
同样是被迅速定罪,斩首示众。
其勾结的豪强,也被连根拔起,田产充公,首恶者一并处死。
消息传回河北,参与垦荒的流民无不拍手称快,对新朝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淮南漕运的案子,则牵扯更广。
钱贵不动声色,暗中布局,待证据链完全闭合,突然发难。
一夜之间,那位转运使副手及其在漕帮、乃至在朝中的几名保护伞,被同时抓捕。
案件审理过程虽稍显漫长,但结果同样毫不留情。
主犯斩首,从犯根据情节轻重,或流放,或革职查办,或贬为庶民。
一条盘踞在漕运线上的巨大蛀虫,被彻底清除。
这场整风运动,并非一帆风顺。
期间,有官员试图串联反抗,散布流言,攻击王茹“苛察”、钱贵“罗织罪名”;
也有官员倚仗资历或背景,试图向陈稳求情,或施加压力。
然而,陈稳的态度异常坚决。
他甚至在一次小朝会上,当着几位前来求情的勋贵老臣的面,冷声道:
“晋州之战,韩通将军与万千将士,为国捐躯,血染沙场。”
“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供养这些蛀虫,不是为了看这些蠹吏继续趴在百姓身上吸血!”
“谁若觉得王茹苛察,钱贵罗织,大可去晋州城外的焦土上看一看,去问问那些埋骨他乡的英灵,他们用性命换来的太平,容不容得下这些肮脏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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