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首先受不了这有些尴尬的气氛,他走到李浩身边,拍了拍他的背说道:
“行了啊,大老爷们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你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想想,怎么帮林天他们把整个事情搞定,大老爷们,要坚强!”说着还摆出“思考者”的经典姿势。
看着张伟搞笑的姿势,几个女生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赵敏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放到李浩桌上说道:“擦擦。然后把昨晚我让你回忆的,你爸和你那个‘上线’的几次关键对话再重新理一遍,我怀疑里面有坑。”
这就是14班。他们或许还不懂得如何表达关心,但他们用最笨拙的方式将李浩从悲伤中拉回来。
杨明宇欣慰地点了点头。投票只是第一步,它解决了“做什么”的问题。而眼下则解决了“怎么做”的问题。一个健康的集体,不仅要有共同的目标,更要有能力将一个陷入困境的成员拉回正轨。
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而言,尊严有时候比性命看的还要重。
他虽然接受了同学们的帮助,但他内心深处让他迫切地想要为这个集体做点什么。他不能再让“为了李浩”拖累全班。
于是,在白天的时候李浩依旧是“阳光伙伴”课题小组的特约研究员,在空闲时间积极参与案情的讨论和资料整理。但到了晚上,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医院,他便拼尽全力的复习预习功课。
他知道,自己在白天的讨论中浪费了大量学习时间,他必须把这些时间从自己课后的时间里一点点挤出来。
他把各科的知识点抄写在一张张小卡片上,贴在床边的墙壁。上厕所的时候看,打饭的路上背,甚至照顾母亲的间隙,眼睛都会不自觉地瞟向那些知识清单卡片。
支撑他的,不是考上好大学的梦想,而是一个简单的信念:我不能再拖后腿了。我要用我的成绩告诉所有人,你们的选择没有错。
这其实是青春期里一种非常典型的心理补偿机制。当一个孩子在某一方面感到极度亏欠时,他会不自觉地在另一方面寻求极端的付出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平衡。这种力量一旦被激发,其爆发出的能量往往超乎想象。
当然,光有蛮力是不够的。李浩深知自己的底子薄,很多难题单靠自己是啃不下来的。于是,他开始了主动求助。
一天深夜十一点半,已经准备上床睡觉的林天突然看到电话响了。他接过电话发现是李浩。
李浩首先道歉道:“天哥,睡了吗?数学课本98页的那道解析几何题,第三问的思路我完全想不通,我是这样写的……,天哥,方便讲一下我哪里有问题吗?”
林天的第一反应是麻烦。对于一个作息规律的人来说,这个点被打扰破坏了他正常的生物钟。他刚想回一句“明天再说”,但话到嘴边又停住了。
他想起了几天前教室里的那一幕,想起了李浩通红的眼眶。
“唉,麻烦。”
林天嘴里嘟囔着,却还是拿起草稿纸,没有直接告诉李浩答案,而是讲解到:“你是不是傻?第三问明显是让你用‘点差法’,你却想搁那儿联立方程硬算,算到明年也算不出来。你看题干,直线和椭圆相交于A、B两点,又给了中点坐标,这就是最典型的信号!懂?”
“还有你说你画的这个辅助线,你自己看得清吗?把P点和原点连起来,构造相似三角形,条件不就出来了?”
“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明白,我给你画个图……”
林天的语气里充满了恨铁不成钢。但李浩在医院那头非但没有感到被冒犯,反而觉得无比的温暖。
他知道,一个愿意在深夜不睡觉给你讲题,比一百句“加油”这种口号更实在。
李浩也会向其他人寻求类似的求助。
李浩会把他不懂的的生物知识问赵敏。赵敏的话不多,她不会直接告诉李浩答案,而是会让李浩看书上某某章节的知识点,看完之后如果还没想明白再继续问。
这种启发式的方法,逼着李浩不得不进行更深的思考,效果比直接灌输要好得多。
就这样,李浩有时在医院里自学,遇到难题就求助林天、赵敏等14班的同学,14班的同学也会在学校里用碎片化的时间帮扶他。
这种行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全班。
大家看到连处境最艰难的李浩都如此拼命时,那些些许的懈怠和抱怨也烟消云散。班级内卷由此开始。
“卧槽,李浩都开始刷五三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偷懒?”
“天哥说了,咱们可以两线作战,但不能两线都输。案子要赢,考试更要赢回来!”
之前因为投票而选择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李浩“自救”的影响下形成了务实且看得见的行动力。
杨明宇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多说一句话。他只是在一次数学周测前,不经意地将几道他前世记忆中常考的几个难题发到了“阳光伙伴”的课题小组群里,并附言:“这几道题的逻辑,可能对你们分析资金流向的数学模型有点帮助。”(杨明宇是教语文的,但是经常研究高考试卷,知道几种数学题型可以说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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